成漢皇帝李壽 歷史上首位鑄行“年號錢”的皇帝
清嘉慶年間,錢學(xué)昌盛,杭州一位姓錢的古泉收藏家高價求得一枚輕薄如榆樹之莢(即榆錢)的“榆莢錢”,被眾泉友傳為笑談。錢某見人笑話,卻不以為然,哈哈一笑,仍舊孤芳自賞。不久,圈內(nèi)傳出一則新聞,錢某這枚“榆莢錢”居然從北京琉璃廠換得了一間三門臉的大門面房。細問得之,此錢并非一般的“榆莢錢”,而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年號錢”。
年號錢,顧名思義,即古代帝王以年號所冠名的鑄幣,是中國貨幣學(xué)史上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年號錢從兩晉南北朝時期,經(jīng)過唐、五代的沿襲,于兩宋時期已開始盛行,這種承襲之風(fēng)一直延續(xù)到清末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為新型的幣制所取代。中國歷史上最早使用年號的皇帝是漢武帝劉徹,但第一個鑄行年號錢的皇帝卻是十六國時成漢昭文帝李壽。
李壽(300—343),十六國時成國國君李雄的堂弟,為人聰明豁然,歷任要職,為開創(chuàng)成國基業(yè)立下汗馬功勞,素有“賢相”之稱。李雄死后,其子李期即位,李壽輔政。李期對李壽十分猜忌,李壽怕遭殺身之禍,常借口邊境形勢緊張不去成都朝拜,并暗中策劃攻取成都。玉恒四年(338)四月,李壽攻陷成都,廢掉李期,登基稱帝,改國號為漢,改元漢興。
李壽非常自負,頗有些舍我其誰?當了皇帝后,李壽越發(fā)瞧不起父兄,覺得自己比他們強,“恥聞父兄時事,……自以己勝之”,下令“上凡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違者必受重罰。對于前任留下來的法度,他也看著不順眼,于是“凡諸制度,皆有改易”(晉書)。李壽在位期間沒有大的作為,但他改革幣制,鑄行“漢興錢”,卻首開了中國年號錢之先河。
李壽為何要鑄行年號錢?筆者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其一,李壽是通過政變奪取皇位的,名不正,言不順,將年號鑄于錢面,可以昭示皇帝聲威,宣示國家信譽,從而穩(wěn)固其統(tǒng)治;其二,李壽鑄造年號錢,廢除舊幣制,便于國內(nèi)貨幣流通管理,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阻止外來劣幣充斥本國市場;其三,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即通過幣制改革來滿足私欲。
成漢的地盤主要在蜀地,當年,因諸葛亮、姜維連年對外用兵,致使蜀國百業(yè)凋敝,經(jīng)濟衰退,朝廷不得不一次次減輕貨幣重量,靠貨幣貶值來維持。西晉后期,八王相爭,社會動蕩,物價飛漲,貨幣減重,舊有的西漢五銖常被鑿成內(nèi)外二枚使用,稱剪鑿錢,公私競鑄小錢,以救危急。加上李氏為爭霸蜀中,連年與晉室爭戰(zhàn),成漢經(jīng)濟危機無異于蜀國末年。
李壽稱帝之初,尚能承襲李雄政風(fēng),寬惠簡樸,勤于政事,然而不久便變得窮奢極欲起來;尤其是出使后趙的李閎、王嘏回國后,盛贊后趙“宮觀美麗,鄴中殷實”,李壽聽后“心欣慕”,于是“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wù)于奢侈”。大興土木,需要耗費海量錢財,李壽如要“逞其志欲”(《晉書》),只能采取蜀漢末年鑄小型錢的辦法,加重對百姓的剝削。
漢興錢,身形薄小,重約一克,卻令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滿道”(《晉書》),入不敷出,有苦難言,見證了李壽對錢財?shù)呢澙氛ト?。漢興錢按錢文排列方式可分為兩種,上下排列的稱“直漢興”,左右排列的稱“橫漢興”。漢興錢因錢體輕薄如榆錢,被后人誤認為是西漢“莢錢”。乾隆十三年(1751)《欽定錢錄》糾正此說,指出漢興錢是成漢李壽時所鑄。
通過發(fā)行“漢興錢”,朝廷富了,百姓窮了。李壽沒把錢用在民生上,而是更加驕奢淫逸,甚至想與東晉抗衡。漢興三年(340),后趙國君石虎邀李壽聯(lián)兵伐晉,平分天下。李壽于是大修船艦,嚴兵繕甲,率兵鼓噪盈江,準備溯江而上。群臣以“吳會險遠,圖之未易”為由“叩頭泣諫”(《晉書》),李壽也怕世人說他勾結(jié)胡人,當漢奸,這才作罷。
李壽執(zhí)政后期,變得相當冷血殘暴,嗜殺成性。為能“以殺罰御下,并能控制邦域”,李壽對有小過之人“輒殺以立威”,絲毫不講情面。對于李壽的暴政,左仆射蔡興、右仆射李嶷等人直言勸諫,均被李壽除掉,一時間朝野恐怖,人心惶惶,以至于天下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晉書》)。漢興六年(343),李壽病死,謚號昭文帝,廟號中宗。
李壽定年號為“漢興”,意在希望成漢政權(quán)像漢朝那樣興盛不衰,國祚久長;他匠心獨具所鑄行的包含有政治意義的“漢興錢”,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當時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實需求,避免了貨幣流通市場的紊亂,但李壽以嚴刑峻法治國,同時極盡奢侈,致使百姓不堪壓迫,人心思變,成漢政權(quán)在其統(tǒng)治下日趨沒落。在他死后數(shù)年,成漢即被東晉所滅。
李壽在位雖然只有六年,但他鑄行的漢興錢卻是中國年號錢的先導(dǎo),在錢文發(fā)展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其錢文采用紀年,突破了銖兩制貨幣體系,是中國古錢幣從記量到年號的轉(zhuǎn)折點,對后世影響極大,其后的帝王大都把鑄行年號錢作為立朝建制的標志之一。此外,年號錢還引起了日本、越南等周邊鄰國的紛紛仿效,這恐怕是李壽當年所未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