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武功不及隋煬帝一個遺臭萬年一個千古名君

在世人眼中，隋煬帝楊廣是一個荒淫無道、遺臭萬年的家伙，而唐太宗李世民則是開創(chuàng)大唐盛世的千古一帝。表面上，兩人的歷史評價有著霄壤之別。其實，與李世民相比較，隋煬帝的文治武功毫不遜色，甚至在有的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有強烈的反差，一者是成王敗寇，二來就是歷史向來是勝利者書寫的緣故。

隋煬帝20歲統(tǒng)領(lǐng) 51萬大軍，一舉平定偏安江南的南朝陳國，結(jié)束了南北朝分裂割據(jù)的混亂時代，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統(tǒng)一，可謂志得意滿英姿勃發(fā)。

李世民自幼通曉軍政之事，追隨父親造反以來，統(tǒng)軍南征北戰(zhàn)，對大唐王朝的開創(chuàng)立有殊勛。

歷史上，隋煬帝比唐太宗更胸懷大志。他作了皇帝不久，即上馬了世紀工程——開鑿大運河！開鑿大運河雖然是不恤國力、濫用民力之舉，但對中原統(tǒng)治的鞏固，對中國經(jīng)濟重心由關(guān)中到中原再到南方的轉(zhuǎn)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直到今天，大運河仍在發(fā)揮著溝通南北的重要作用。開鑿大運河，其實是隋煬帝在為后人作嫁衣，隋人種樹，唐人乘涼。

影響中國至今的科舉制也是隋煬帝的創(chuàng)舉，科舉制雖有天然弊端，但是其重視才學而不重門第的選官方式，給下層知識分子提供了參政的機會，極大地擴大了封建國家的統(tǒng)治基礎(chǔ)，對封建王朝興盛發(fā)展的巨大作用力遠非其它政治制度可比。李世民在科舉方面的成就相對欠缺，他在位期間，所做的只是在隋王朝的科舉、三省六部等政治制度基礎(chǔ)上，進一步完善而已。隋煬帝在位期間可勁的折騰，天下生民顛沛流離，苦不堪言;唐太宗從諫如流，針鋒相對地制定出與民休養(yǎng)生息的政策。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黎庶從饑寒交迫，突然過上了饑一頓、飽一頓的安定生活，豈能不感激涕零，齊聲稱頌君圣臣賢？

人們一說起唐王朝的開拓之功就興奮的打了雞血一樣，卻不知隋煬帝一登基就大敗契丹，旋即攻滅吐谷渾，向西開拓了數(shù)千里疆域，將今天的青海省大部納入版圖，完成了前無古人、后乏來者的壯舉。此后，隋煬帝親自帶隊遠赴河西走廊，一直西巡至西北張掖郡。隋煬帝威震西北邊疆，直至王朝滅亡，仍有為數(shù)眾多的藩國臣服于隋。

最能證明唐太宗武功的就是對突厥的決定性勝利。不過，唐太宗并沒有一味地采用武力征服，而是軟硬兼施、羈縻剿撫并用。此舉，使他獲得了邊疆民族的更大尊崇，并獲得了“天可汗”的稱號。為建立以隋王朝為主導的國際秩序，為了增加王朝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話語權(quán)，隋煬帝傾全國之力征高麗，因此而埋下了亡國的禍種。唐太宗忠實了繼承了隋煬帝遺志，親征高麗鎩羽而歸。雖然唐太宗拓疆不及隋煬帝，但其政治智慧顯然更勝一籌。

隋煬帝之所以沒能成為受世人景仰的圣君，主要原因是自視太高，聽不進臣下的勸諫。與他迥然不同的是，唐太宗最為史家推崇的就是他的知人善任、納諫如流。

滿招損、謙受益——正因為唐太宗的善于納諫，唐初才有大量諫臣涌現(xiàn)。歷史證明，身為政治家，只有胸懷寬廣，善于傾聽批評意見，才利于進取，庶近治道。

其實，在隋文帝的開明統(tǒng)治之后，朝野間能人異士很多，但是隋煬帝對朝中賢臣心懷忌憚，象防賊一樣緊盯著位尊權(quán)重大臣的野心膨脹。他自以為是地認為大臣只是想通過進諫博取政治名聲，有大臣勸諫就會找各種借口將其治罪。言路的閉塞令下情難以上達，使得其制定的國家大政往往脫離了實際，變得不切實際，身死國滅為后人譏諷也就不足為奇了。

忘戰(zhàn)必危、好戰(zhàn)必亡，隋煬帝不是大興土木就是喊打喊殺，無異于作死。正是因為有了他這個反而教材的現(xiàn)身說法，李世民深刻反思了隋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注重民生，大力恢復遭到戰(zhàn)爭破壞的社會經(jīng)濟。

隋煬帝與唐太宗上位的手段都屬于見光死，然而隋煬帝被釘在恥辱柱上，唐太宗卻逃過一劫。原因無非是有了“貞觀之治”盛世繁榮的巨大光環(huán)，李世民弒兄殺弟逼父的糗事被后世史家選擇了集體性失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