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雍正登基的悲哀與乾隆繼位的無奈
同樣是排行老四，雍正與乾隆這對父子各自的承繼手續(xù)，卻在人們心中，得到的是截然相反的評價。幸運的乾隆，在乃父登基后，備受重用，不少學人認為他是康熙理想的異代繼承者，父憑子貴，造出胤禛掉包陳家幼兒取寵的小說情節(jié)。
雍正稱帝前，不得父皇過多的寵愛與封賞，康熙對故太子三立三廢，眾阿哥爭斗不休，最后留下了一樁關(guān)于“將軍王”十四子即位受阻、皇四子胤禛改詔篡位的歷史奇案。
回顧歷史，年輕的胤禛身為皇子時，在整肅吏治、強化賦稅等治政理財方面，顯示了氣概非凡、作風干練的本色。如此能耐，雖非領(lǐng)軍征戰(zhàn)那般不計生死，但在朋黨坐大、封建對抗的時代，亦是極為艱險、慘酷。一國之主，應(yīng)該不僅需知治兵之道、征伐之謀，更須有清醒果敢的理國之才、御人之術(shù)。
就此條而言，作為千古一帝的康熙，自當是分析明白、立儲理智。諸多謠傳：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淫逸兇殘……一并指向雍正，稱其繼立的不正當，尚需重新考證。
史家們質(zhì)疑雍正王朝的合法性，就連當時底層文人也表現(xiàn)了極強的窺秘行為。歷史上的呂留良及曾靜案，《大義覺迷錄》的形成、發(fā)展與禁毀過程，雍正朝一系列引人入勝的文字獄案，就是一個顯眼的注解。
雍正是滿洲人入主中原的第三任帝王，此時清政權(quán)已有近八十年歷史，但，漢人對于異族統(tǒng)治的中國王朝，仍是難忍的反對與抗爭。他們懷念前明的歷史風云，哀傷旗兵鐵騎踐踏中原的兇悍，惶恐于薙發(fā)易服令的強制，也對流亡的南明政權(quán)甚至吳三桂叛亂寄予了殷殷厚望。
這般情勢，激發(fā)了不少小知識分子堅守對前朝和漢族的忠貞，不吝身家性命地參與反清復(fù)明的種種行動，或如陳近南組織天地會廝守臺灣，或如石濤、朱耷等出家為僧潦倒度日，或如王夫之苦居瑤峒四十余載，或如呂留良對永歷小政權(quán)尊崇之至，直呼清廷康熙年號而毫不避諱。
受呂氏思想學說影響，湘南士人曾靜羅列滿清和雍正的多種罪狀，委托弟子張熙呈示陜甘總督、寧遠將軍岳鐘琪，寄意岳氏應(yīng)具先人岳飛抗擊金兵的忠義和赤誠，顛覆專制漢人的少數(shù)族政權(quán)。怎知捐官出身的岳氏，備受雍正優(yōu)寵，不僅全盤接收了年羹堯的軍政大權(quán)，還忠誠不二地向主子報告了曾靜們的意圖和反動，從而有了此書中關(guān)涉投書、皇帝、行蹤、湖南、鳳鳴、駁斥、炯戒、赦免、獨鐘、付梓、探源、異議、宣論、枝節(jié)和重審等事態(tài)的發(fā)展與內(nèi)容的盤結(jié)
張熙被拿獲，難禁刑逼，將曾靜等人的異動情形，和盤托出，震驚了雍正。
文人蠱惑民心，雖無大動作，但竟然欲策反掌軍大吏，自非小事。雍正集結(jié)審案高手，密令浙江總督李衛(wèi)、湖南巡撫王國棟、副都統(tǒng)海蘭等有生力量，順藤摸瓜，尋蹤覓跡，甚至捕風捉影，緝拿曾靜等人，并發(fā)現(xiàn)了呂留良懷念前朝的著述、癡情和大膽。
岳鐘琪、李衛(wèi)、王國棟們對轄區(qū)內(nèi)出現(xiàn)非議今上的異類分子，很是驚恐，除了多方深察、殫精竭慮外，不時將進展近況報與雍正，既告知主子其已竭誠偵查，又求得最高指示和圣意眷顧。此次悖逆，湖南是主戰(zhàn)場，王國棟、海蘭制定計劃、分配責任，多方圍剿，曾靜與張熙家人先后被抓，押至京城。
幾番審理過后，曾靜在嚴刑訊問面前，供稱了多位儒士的不滿行為，指定已辭世多年的呂留良為罪魁禍首，還對康熙、雍正進行了一系列頌揚與禮贊。他的坦白從寬、諛辭諂媚、圣朝明君，契合雍正平服民心的用意。
雍正責令重臣將關(guān)于此案的十道上諭、提審官員的審理意見，及包括曾靜《知新錄》《知幾錄》片斷在內(nèi)的四十七篇口供、張熙兩篇口供，輯成四卷本《大義覺迷錄》，且附錄曾靜積極認罪、投誠效忠的《歸仁說》，刊刻印行，傳播天下，要求各級官員閱后發(fā)表讀后感。他不顧以和碩怡親王為首的一百四十余位大臣的聯(lián)名反對，將曾靜放歸原籍，又給予一個不大不小的官職。并不實際的許以功名，貌似真誠的仁慈與寬闊，滿足了曾靜的期待與欲望，他也歡欣地成為雍正收買人心、反擊政敵的一粒棋子。誠如，鐘情者對對方一瞬微笑，總以為得到了所有的陽光，不亦樂乎。
始作俑者曾靜，雖經(jīng)受了枷鎖、殺威棒和驚堂木的恐嚇，但沒有受到雍正的嚴厲懲處，還得到了一個官位、千兩白銀。這是否出于雍正的寬仁，還是另有深意，需讀者深入沉思與體會。這一場由曾靜發(fā)起的悖亂活動，引發(fā)了最高統(tǒng)治者和地方大員的不安和恐懼，也牽連甚廣地鎖拏了不少無辜人。
曾靜辭令的亂源，肇始于死者呂留良，呂氏也對新朝確有不恭，這無疑會產(chǎn)生一起著名的文字獄。雍正下令將呂氏戮尸梟眾，對呂家親人、族人及妻妾家人等，或進行了一律當斬的判處，或發(fā)配邊疆與官軍為奴。殘酷，無情，無助，慘厲，懾服了許多士子的心神，也激發(fā)后人編撰出呂氏幼女呂四娘長大學武后，斬去情人雍正頭顱的傳說。
傳說歸傳說，雍正在處理文字獄、政敵上，有著說不盡的慘酷與冷血。他將同父親弟老八、老九取名為“阿奇那”(豬)、“塞思黑”(狗)。
雍正四年，皇帝胤禛在解決大獎年羹堯、權(quán)臣隆科多后，感到大局已定，該對曾與自己爭儲的胤禩一伙開刀了。是年正月初五日，新皇便召集親王、被，貝勒、貝子、公及滿漢文武大臣傳諭，宣稱：“廉親王允禩狂悖已極。朕若再為隱忍，有實不可以仰對圣祖仁皇帝在天之靈者。”然后歷數(shù)其種種惡行，對自己嗣位后對他寬容忍讓、委以重任，仍心懷不滿、怨尤誹謗，做出種種侵害皇權(quán)之舉。最后宣布：“允禩既自絕于天、自絕于祖宗、自絕于朕，宗姓內(nèi)豈容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惡之人？”于是，命將其黃帶子革去，開除宗室籍，削去其所屬住領(lǐng)，隨即又革除王爵、囚禁于高墻之內(nèi)，并將其名字改為“阿其那”，和“塞爾黑”。
雍正對兄弟們對實行了慘無人道的圈禁，把曾經(jīng)的戰(zhàn)友隆科多、年羹堯先后送上黃泉路……即便對死心塌地效忠的岳鐘琪，也實現(xiàn)了兇狠的屠殺。岳氏的死是悲哀的，他沒有聽取曾靜進言去反叛異族政權(quán)，也沒有效學前任年羹堯擁兵自重，卻死于愚忠與兵敗上。他的悲哀，也是雍正的悲哀，呂留良與曾靜案，雖然得到了一個出奇、成功的解決，也擢升了親信大臣鄂爾泰、李衛(wèi)等的官爵，卻未能因刊行《大義覺迷錄》，而杜絕篡位奪嫡、弒父誅親的謠言紛紛，更沒能防止天下人窺視宮廷爭斗的好奇心理和悠悠之口。
雍正選擇公布案情，試圖撫慰天下士子猜忌皇權(quán)合法性的不信任，讓曾靜的惑亂、認識、反省與歌頌，攻破思想激進分子們精心編撰的謠言風聞。這樣的做法，是他想趨同儒家思想，鎮(zhèn)壓政敵們興風作浪、蠱惑民心的不良和異端，彌合反映在地域、族群上華夷之別。他借用儒家傳統(tǒng)的天命觀、文化建構(gòu)論，證實清廷定鼎中國的正當性、自己登臨寶座的合法性，同時破除曾靜一類小知識分子固守的“華夷之防”。
這是一個融合族群文化、消弭滿漢對立的清醒君王的初衷，但他的決策，卻被接班人乾隆的背反常理，來了一次徹底的更改。乾隆上臺不久，便嚴諭誅殺曾靜等，上演滅門劫難，并全國禁毀《大義覺迷錄》。這本超級暢銷書，一下子成了民間秘藏的珍品罕物。
乾隆如此做，是想補救皇家殺戮與朝廷爭斗大白于天下的背后悲劇，卻在世人皆知與風傳的情勢下，無可奈何地進行亡羊補牢的堵截。百余年后，留日的革命黨人在東瀛發(fā)現(xiàn)此書存卷，馬上想起了如何截取呂留良、曾靜的反滿言論，發(fā)揮延伸，拿來作為一種攻訐滿清政權(quán)的歷史依據(jù)。
為什么雍正興師動眾地緝拿呂留良與曾靜案的主犯和隨從，也拘禁了很多無辜者？但在案情揭曉時，不但沒有深究曾靜的罪尤，而是聲稱其受皇權(quán)爭奪者的蠱惑，為之開脫？為什么乾隆登基之初，違背父意，對曾靜們執(zhí)行一次血腥的屠殺？前者編纂出《大義覺迷錄》全國發(fā)行，而后者急速勒令禁止銷毀？知曉文人心需文人來說服道理的君王們，不但將寫出“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徐駿斬首，還對為雍正出力攻擊呂留良學說的方苞進行革職，是要給文人歡欣、溫柔和慰藉，還是讓士子有不盡的惶恐、感傷與蒼涼……不得而知。這是歷史的吊詭，也是專制下文化發(fā)展的奇特與怪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