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四川經歷兩次悲慘大屠殺 四川大屠殺始末
四川在歷史上曾經消亡過兩次。一次是南宋時長達60年抗擊蒙古的戰(zhàn)爭，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張獻忠屠川。
中外歷史學家?guī)缀跻恢抡J為：宋代是中國文明的第二次浪潮。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倍鞣脚c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時代的，也大有人在。
宋朝是一個重文輕武，以文治國的時代。它能夠同時抵御遼、西夏、金的輪番進攻，內部相對穩(wěn)定，科學技術成就達到世界巔峰，同時，蒙古在滅亡它之后又全盤接受了漢文化。歸根到底，這是文化的力量，應當引起后來者深思。
當蘇東坡以一種復雜的心情在赤壁懷古，高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時候，四川文化與經濟的沉沒以一種異常殘忍的方式漸行漸近，空氣里飄著血腥的味道。
一次是南宋時長達60年抗擊蒙古的戰(zhàn)爭
公元1123年，蒙古發(fā)起了消滅南宋的戰(zhàn)爭，到1279年南宋滅亡的57年間，蒙古人在四川遭遇了空前激烈的抵抗，這個以屠城聞名，令歐洲聞風喪膽的強大帝國曾經三次攻下成都。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殺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無噍類，城中遺骸達到驚人的140萬！最近有學者從宋史、元史和明史提供的數字統(tǒng)計，四川被蒙古人屠殺后，人口由1300萬減少到60萬。
南宋時期，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開始由西部向東南轉移，而四川，經此一擊，千年的繁華與古老的文明形態(tài)幾乎蕩然無存。一個農耕與商業(yè)高度發(fā)達的地區(qū)剎那間回到半游牧狀態(tài)。
蒙古帝國征服世界的戰(zhàn)爭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災難，它的破壞程度一直延續(xù)到今天。
據美國歷史學家Paul·B·Kern引用最新研究結果表明，即使到現在，中東地區(qū)耕地面積尚未恢復到蒙古入侵前的60%。
有西方學者這樣認為：
蒙古的屠殺和掠奪，使得絲綢之路上這一繁華地區(qū)到今天還沒有恢復到原來的水平。他們摧毀了五千年來陸續(xù)修筑的水利系統(tǒng)，使得大量的綠洲變成沙漠，使其經濟下降到公元前1500年的水平。宋朝時期的商業(yè)曾經是世界上最發(fā)達的，那里不但聚集了全世界最大的財富和資本，而且聚集了最多的商人和學者;然而，蒙古人的入侵使得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被消滅殆盡，使得最有可能第一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國從此衰落;而西方遭到蒙古人的打擊似乎是恰到好處，既沒有傷及筋骨，又被一巴掌打醒了。在蒙古大軍停止入侵西歐不久后，西歐正式啟動了文藝復興，開始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強國之路！
盡管古蜀文明有著極強的再生復原能力，但在整個明朝近300年的歷史上，四川仿佛冬眠一般，悄悄地躲在大國版圖的角落舔舐自己的傷口。四川人的意氣風發(fā)，才華橫溢已成典籍中的追憶，而大國的目光也似乎從未認真停留于此。四川人獨有的思維、觀念、形象，從未以漢唐時代的姿態(tài)再走上舞臺，它越來越模糊不清，無足輕重。
時間是醫(yī)治創(chuàng)傷的最好良藥，四川人正在自主自為的生活中進行多元文化的融合與重生。
天府之國是人類生養(yǎng)繁衍的天生福地，也是歷代割據政權的安樂窩，入主中原的根據地。災難與幸福是一對孿生兄弟，始終與她如影隨形。
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張獻忠屠川
很不幸，當歷史的車輪進入17世紀中葉的時候，她被一個亂世梟雄盯上了，這個人就是張獻忠。
張獻忠入四川，是習慣于在沉默中自在自為，獨善其身的四川人的巨大災難。震驚世界的張獻中屠川事件，幾乎從根本上徹底摧毀了四川的文化與生產力。尤其是對四萬貢生——中國文明與文化傳承者的屠殺，給后人留下了可以從多種角度理解的空白——從此再無四川人。
公元1646年深秋，已被多年戰(zhàn)亂摧毀的四川以及成都經濟，已經無力承擔張獻忠大順政權及近60萬軍隊的生存，再加上周邊明朝軍隊正從多處逼近，張獻忠決定放棄四川，打回陜西老家。張獻忠臨走之前，趁夜一把大火徹底燒毀成都，然后朝廣漢退去。
此刻，在張獻忠進攻成都時被俘，后逃脫到四川犍為起兵，成為明朝抗擊張獻忠主力將領的楊展，正在四川彭山江口的一條戰(zhàn)船上調兵譴將，突見成都方向濃煙沖天，大火映紅了天空，如同白晝。幾個時辰后，他得到了張獻忠撤退的消息，懾于張獻忠強大的兵力，三天后，楊展方進入成都。
此時的成都煙霧彌漫，仍有余火在燃燒，空氣中彌漫著嗆人的焦糊味。曾經千年繁華，讓無數文人魂牽夢繞的大都會，連同城內數十萬居民，從楊展眼中消失得無影無蹤。記憶中繁華的街道已被殘垣斷壁淹沒，金碧輝煌，巍峨壯觀僅次于北京紫禁城的蜀王宮建筑群早已灰飛煙滅。成都，被張獻忠從地球上徹底抹掉了。
在蜀王宮的廢墟中，明朝士兵發(fā)現了一塊高七尺，寬三尺，厚八寸的花崗石“圣崳碑”，上面赫然刻著一排大字：“天生萬物以養(yǎng)人，人無一物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甭淇顬榇箜樁?，即公元1645年。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張獻忠七殺碑，也是張獻忠屠殺四川的最有力的證據。
在保存好作為證據的七殺碑后，楊展帶兵4萬朝廣漢方向追去，而那里也是一片荒蕪，了無人跡。
根據楊展的《萬人墳記》記載，他在廣漢曾經命令部隊休息一天，其目的是試圖尋找活著的人，了解張獻忠殺人的情況。然而，整整一天，數萬軍隊除了找到萬余具尸體外，一無所獲。
據史書記載，當時成都周圍已成一片廢墟，白天不見人因，夜間虎狼成群，已經不適合人類生存。楊展不得不將部隊帶回嘉定城，即今天四川樂山一帶。
公元1646年12月11日，四川西充鳳凰坡，身居幾十萬軍隊中心位置的張獻忠被突襲而來的幾百清軍斬首。一代梟雄就此了結。
公元1659年，清四川巡撫高民瞻入成都，他看到13年后的成都仍是一片荒蕪：大街上長滿了樹木與艾草，人入其中，分不清東南西北，倒塌的城墻被野草淹沒，一群群野雞自由地散步，而晚上，則成了老虎的天下。在他的要求下，清四川政府不得不將省會臨時設在川北閬中，四川巡撫、監(jiān)察御史均駐節(jié)閬中，并在此舉行了鄉(xiāng)試四科。17年后，官府才遷往成都。
張獻忠入四川，徹底摧毀了四川的經濟與文化，是一次歷史大倒退。古蜀以來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
張獻忠到底殺了多少人？歷史上恐怕永遠無法準確統(tǒng)計，明史上稱有60多萬。張獻忠軍隊的鐵蹄橫掃四川前后20多年，禍遍巴蜀，使物力豐饒的天府之國，變?yōu)榘倮锶藷熅銣?，莽林叢生、狼奔豕突之地。?zhàn)亂使百姓棄田舍逃亡，十來年間，稼穡不生，顆粒無收，川人死于饑饉、瘟疫又倍于刀兵。
四川比較確切的統(tǒng)計是明朝末四川有600萬人左右，清初戶籍統(tǒng)計，整個四川有史可查的僅有9萬人，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嘉定的洪雅和偏僻的石柱土司夫人秦良玉白桿兵保護下的石柱縣。平定吳三桂平叛亂多年后，成都原有住家戶“十不存一”。
人口銳減，十室九空，田園荒蕪，城市傾毀，寺廟消亡，經濟蕭條，文化落后，元氣大傷。為了恢復四川經濟，清初鼓勵全國各地向四川移民，于是開始了長達100余年的“湖廣填四川”。
在近現代，盡管四川人的主體早以不是原住民，但張獻忠屠川卻是四川人心靈上抹之不去的傷痛。
張獻忠為什么要如此大規(guī)模，沒有理由地殺人，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難解的謎。魯迅曾在《記談話》一文中說：“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來看到另一本書，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p>
而在四川，關于張獻忠為什么要屠川，《蜀碧》上記載著一個流傳非常廣泛的故事：
張獻忠小時曾經跟隨父親趕著一頭驢，到四川內江販賣大棗。來到集市上，便順手將驢系在一個大戶人家門前的石牌坊上。待賣完棗回來牽驢時，卻發(fā)現鄉(xiāng)紳的家奴正在用鞭子抽打他家的驢。張父走上前去制止，見到自家的驢把鄉(xiāng)紳家的石牌坊拉了屎尿，弄得很臟，便趕緊賠不是。但該家奴就是不依不饒，在此家奴的逼迫下，張父只得忍氣吞聲地把驢糞和驢尿收拾干凈。這一侮辱性事件，自始至終被張獻忠看在眼里，深深地刻進他幼小的心靈。于是他臨走時，發(fā)誓說：“我復來時，盡殺爾等，方泄我恨！”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民間的版本：
一次，張獻忠的部隊駐守在湖北與四川交界處，有一天張獻忠走出軍營在山脊上大便。排完大便后，張獻忠順手就在四川境內扯了一把草，來擦屁股。沒想到他抓的是一簇蕁麻(又稱蠚麻)，頓時痛得他直叫。于是他伸手到湖北境內又扯了一把草來擦屁股。這一回，湖北的草柔軟而輕松。于是乎，從此張獻忠就因為四川而同四川人結下了冤仇：“川人之兇，連草都如此，我就從這里殺起?！彼?，當張獻忠占領四川后，就來了一個屠蜀。
民間的傳說只能一笑了之，并不可信。我們也沒有找到魯迅所說的張獻忠屠川是報復李自成的證據。但透過這二個故事我們還是可以明確兩點：其一，張獻忠確有極強的報復欲與變態(tài)的心理;其二，四川人長久以來都對張獻忠的殘暴感到不可理喻。
張獻忠的心理變態(tài)是常年在刀光劍影，鮮血四濺的生活中的必然結果，這固然也是造成大屠殺的原因之一，但如果僅從個人性格因素上去理解四川人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我們就很難揭開歷史的真相，還原其本來的面目。
巴蜀歷史研究學者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四川歷來就是全國統(tǒng)一和民族復興的根據地，秦滅六國，劉邦建立漢朝，隋統(tǒng)一中原，無不以四川作為根據地而展開。張獻忠不可能不知道四川的重要性：入川建立根據地，攻可出漢中定西北，下長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對的策劃;退則可割據一方。
但明朝的四川并不歡迎張獻忠。張獻忠是陜北大饑荒的產物，四川經歷了蒙古的屠殺之后，近300年的休養(yǎng)生息又回到了歷史上“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時代，富裕殷實的川人從理智上對動亂有著天然的抗拒心理。更為重要的是，在明代，經過理學的熏陶，中原大一統(tǒng)的儒家觀念已成四川文化的主流，民間與官府之間在價值取向上的高度一致，對“流寇”必然加以阻擊。那些振振有詞地說四川人夾道歡迎張獻忠到來的歷史學家，只不過是300年后一種虛幻的囈語。
在我看來，對文化的嫉恨，沒有根據地，數十上百萬軍隊四處流竄而與民爭食，“天下未亂蜀先亂”而蜀不從亂，帝王夢的破碎是張獻忠屠川的根本原因。四川太讓他失望了。
公元1679年，清軍攻陷重慶，張獻忠的余部退往貴州，十多萬軍隊消失在崇山峻嶺，茫茫霧靄中。四川曾經有過的5000年文明也從記憶與典籍中變得漂浮不定，漸行漸遠，它的再現將是又一個漫長的300年，直到三星堆與金沙的破土而出。而四川人作為一個群體形象，他的個體特征將不復再現，他的識別標簽只具有地理上的，而不具有文化上的意義。一種新的，連自己都說不清楚是什么而又為人稱道的移民文化即將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