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疑云 其中為何沒有關于李白的記述？

作為一部篇幅長達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資治通鑒》對歷史的記載通常被人們認為是詳盡的。事實卻并非如此。舉一個例子，《資治通鑒》對前代的歷史記載，以敘述唐朝的內容最為豐富。兩漢四百余年，《資治通鑒》不過給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卻占據(jù)了八十一卷篇幅。但當一位讀者嘗試著在《資治通鑒》中尋找李白的蹤跡時，他會發(fā)現(xiàn)什么？他會發(fā)現(xiàn)，《資治通鑒》中居然沒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資治通鑒》給予唐朝歷史如此高的關注度，卻為何只字不提李白？是《資治通鑒》的作者們疏忽了嗎？把這個疑問暫時擱在一邊，讓我們繼續(xù)在《資治通鑒》中尋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又會發(fā)現(xiàn)了什么？我們會發(fā)現(xiàn)，杜甫的運氣比李白好一點點。為什么是好一點點？因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資治通鑒》中被提到了一次。是的，你沒有看錯，這也就意味著杜甫事實上在《資治通鑒》中也沒有出現(xiàn)過，只不過被別人提到了一次，因為他的名句“出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頗受不得志的政治家們的青睞。

深入核查后，讀者們會發(fā)現(xiàn)，在《資治通鑒》里失蹤的，不僅僅是李白、杜甫，還有很多跟他們同樣大腕的中國歷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歷史小名人，被《資治通鑒》“遺忘”的更是不計其數(shù)。這當然不是以司馬光為首的《資治通鑒》編纂團隊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學者李光地所諷刺的那樣，《資治通鑒》的疏曠“網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經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記》一起構成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雙峰。顯然，粗心出錯的是李光地這樣的讀者，而不是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

《資治通鑒》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類貌似“疏漏”的現(xiàn)象，如果這并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我們先來算一筆帳。《資治通鑒》篇幅的確巨大，總字數(shù)約三百萬不到。但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記述的歷史時段上起春秋戰(zhàn)國之際，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縱橫一千四百余年。平均下來，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五十四年間，外服四夷，內強皇權，奠定了此后中國歷史兩千余年的走向。這么重要的歷史時期，《資治通鑒》只給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講述九年，每卷不超過兩萬字。我們全面抗戰(zhàn)打了八年，試想，若規(guī)定用兩萬字的篇幅把抗日戰(zhàn)爭敘述一遍，我們能講什么？把主要戰(zhàn)役，指揮將領，犧牲多少同胞羅列一遍，大概也不止兩萬字。然而《資治通鑒》就在兩萬字不到的篇幅里，把漢武帝時代波瀾壯闊的九年給講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這樣看下來，《資治通鑒》的篇幅成為一個相對的問題。和一般著作比，煌煌三百萬言，當然算巨著。但和它所承擔的任務與內容比，三百萬字卻已經是節(jié)省到不能再節(jié)省的地步了。為什么會形成這種相對性？這和上文提到，屈原、李白、杜甫等歷史名人不見于《資治通鑒》又有什么關系？先來看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的一段話：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后有倫，精粗不雜。

司馬光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分別能解答我們之前提出的兩個問題。中國古人重視歷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歷經戰(zhàn)亂，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統(tǒng)治階層成員，開始日益重視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并形成閱讀、討論歷史的穩(wěn)定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在宋代得到進一步鞏固。但傳統(tǒng)的史書，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積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經非常大。今天被我們稱之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資治通鑒》開始編修之前，已經完成了十九部，從《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一直到《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僅這十九部歷史著作加起來，字數(shù)就達到一千五百萬左右。這就是司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話中所描述的情況，“遷固(指司馬遷和班固)以來，文字繁多”。找個讀書專業(yè)戶，認認真真每天讀五萬字，讀完這些書要花一年時間。以致用為目的的讀史，猶需細致認真，不能流于泛泛觀覽，要做到學與思并行。若用這種方法一絲不茍地讀史，對于日理萬機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級官員，怎么有時間把這些書讀遍？

這就引出了司馬光在前段引文中提及的第二個話題。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來的這些歷史作一次提煉、總結，縮減篇幅，留下最精華的部分，以便以皇帝為首的帝國高級管理人員有可能對它進行仔細閱讀。這就是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的由來。壓縮歷史、選取敘述對象，必然需要有標準。把什么內容保留下來，什么內容剔除出去，都應該按照這個標準來確定。而標準的制定，又與寫作目的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司馬光講得很清楚，他編這部《資治通鑒》，是為了給皇帝等國家高管提供歷史參考，便于他們汲取歷史經驗以提高治理國家的水平。這就是《資治通鑒》的編纂目的。根據(jù)這一目的來選擇什么樣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可以進入《資治通鑒》，什么樣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標準自然也就不難定義。用司馬光的原話說，就是“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這就是《資治通鑒》選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最為簡要的標準說明，它只記錄那些影響到國家興衰成敗、百姓幸福指數(shù)的人和事，沒有多余的篇幅留給文學、藝術以及名人軼事。

李白、杜甫不見載于《資治通鑒》，符合這個標準，因為他們不是政治人物。司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子虛賦》《上林賦》不見載于《資治通鑒》，《資治通鑒》只選取他一篇短短的《諫獵賦》，也符合這個標準。因為《子虛》《上林》辭藻再華麗，也與治國無關;《諫獵賦》的文字雖然相對平實且篇幅短小，卻從一個角度提出了帝王行為規(guī)范的問題，與治道有關，故能被《資治通鑒》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