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之謎 越王寶劍緣何幾千年不銹？
1965年，在湖北江陵發(fā)掘的一號楚墓中發(fā)現(xiàn)了越王勾踐劍，此劍長55.7厘米，寬4.6厘米，劍寬5厘米。劍身滿飾黑色菱形幾何暗花紋，劍格正面和反面還分別用藍色琉璃和綠松石鑲嵌成美麗的紋飾，劍柄以絲線纏縛，劍首向外形翻卷作圓箍，劍身一面近格處刻有兩行鳥篆銘文“越王勾踐，自作用劍”。
此劍埋藏2000多年，依然鋒利無比，當時有記載說：“拔劍出鞘，寒光閃閃。毫無銹蝕，刃薄鋒利，試之以紙，二十余層一劃而破?！钡S之而來的問題是：在幾千年的漫長歲月中，它為什么不銹呢？1977年12月，上海復旦大學靜電加速器實驗室的專家們與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活化分析組一道，采用質子X熒光非真空分析法對越王勾踐劍進行了無損科學檢測，得出了劍身青銅合金分配比的準確數(shù)據(jù)表。
越王勾踐劍的主要成分是銅、錫以及少量的鋁、鐵、鎳、硫組成的青銅合金。劍身的黑色菱形花紋是經(jīng)過硫化處理的，劍刃的精磨技藝水平可同現(xiàn)代在精密磨床上生產(chǎn)出的產(chǎn)品相媲美，比如說寶劍的尾部是圓錐體底座，座內內空，有極其規(guī)整的11個同心圓刻紋，間隔只有0.2毫米，圓圈中間還有細繩紋，這是現(xiàn)代的車床技術都無法實現(xiàn)的。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硫化處理”這個結論，簡單地說，“硫化處理”就是將一些物質稀釋后包裹在物體表面。學者們認為，越王勾踐劍是經(jīng)過硫化銅的處理，這樣就可以防止銹蝕，以保持花紋的艷麗。但后來許多仿制“越王勾踐劍”的商家和個人，在經(jīng)過無數(shù)次的對比后發(fā)現(xiàn)，最接近“越王勾踐劍”原始“包漿”的只有硫化鉻，而非硫化銅。
這樣一來就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春秋時期的中國人是否掌握“硫化處理”技術？據(jù)說“硫化鉻”是德國于1937年、美國于1950年才發(fā)明的，并列為專利。其實像這樣不可思議的技術原素，在中國并非孤證。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馬俑研究》有這樣一句話：“一號兵馬俑坑T2第十一過洞的一件青銅劍，出土時因被陶俑碎片壓住而彎曲，當把陶俑碎片拿掉后，劍立刻反彈恢復平直。”這其中涉及到一個名詞“記憶金屬”，又叫形狀記憶合金，此項技術出現(xiàn)于上個世紀70年代的世界材料科學中。
由于袁文中沒有細節(jié)的描述，人們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一把秦代的青銅劍被陶俑的碎片壓彎了幾千年，當把碎片移開后，劍身立刻反彈恢復平直。因為一號坑在建成的初期發(fā)生大火，發(fā)掘中多處發(fā)現(xiàn)火焚痕跡，可能與楚霸王入關火燒阿房宮有關系。如此算來，此劍可能被壓2200多年。
或者有人說：可能只是發(fā)掘時不小心掉落的碎片砸中了寶劍。但這樣一個小意外會被鄭重其事寫在研究報告中嗎？
“羅馬帝國”城為何在中國發(fā)現(xiàn)？
上個世紀50年代，在我國一個歷史文獻中記載了一支百余人的神秘部隊，有部分史學家認為，它是中國境內的一支羅馬軍隊，在中國有一座羅馬城，但至今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軍隊排列成“魚鱗陣”
問題是由《漢書陳湯月繃引起的》又書陳湯才勃中記載，在公元前36年的秋天，由西域都護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率領的4萬漢朝軍隊，分兵兩路，在康居與匈奴邪支單于率領的軍隊短兵相接。書中寫道：“望見年于城上立五彩9幟，數(shù)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騎往來城下，步兵百余人夾門魚鱗陣?！边@“魚鱗陣”個字，引起了史學家們的極大興趣，因為在我國的歷史典籍中，關于“魚鱗陣”的記載只此一處。
學者們分析，要想把軍隊排列成“魚鱗陣”，需要高度的組織訓練并有相應的陣列條規(guī)來指導。這對于任何游牧部落或其他未開化的民族來說，都是難以做到的。尤其像匈奴這樣的游牧部落，打仗只是靠勇敢的精神，從未經(jīng)過什么嚴格訓練。而這支訓練有素、陣列周密的部隊到底是哪里來的呢？有人分析它很可能是一支羅馬軍隊。
1955年，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家德伯斯教授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中國人在康居城見到的士兵列于城門兩側的陣列，是典型的羅馬陣列—龜甲形攻城陣，這種陣列世界其他軍隊中都不曾有過。士兵使用的是長方形盾牌，盾牌的正面呈現(xiàn)圓凸狀，手持盾牌的士兵并肩站在一起，這種景象若用一個典型的中國平面繪畫者的眼光來看，跟魚鱗很相似。
后來，他又以《古代中國的一座羅馬古城》為題，撰文寫道，當年甘延壽、陳湯在這次戰(zhàn)爭中斬邪支闊氏、太子、名王以下共1500人，生擒145人，降虜千余人，并把這些人分配給了周圍參戰(zhàn)的15個小國。他說，生擒的145人就是布陣的“百余人”，他們見到邪支人兵敗后，就停止了抵抗。他們被安置在一個特設的邊境城鎮(zhèn)中。這座中國境內的羅馬城，直到公元746年之前一直存在著。
這支羅馬軍隊是怎么來到東方的呢？澳大利亞歷史學家戴維，哈瑞斯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通過研究，他得出了與德伯斯相近的結論。據(jù)他掌握的材料，在公元前60年，羅馬的龐培因戰(zhàn)功受到了元老院的獎勵。可當他回到羅馬時，發(fā)現(xiàn)自己在政治上已沒有了地位，雖在表面上看他與愷撒和克拉蘇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實際權力則掌握在后兩人手中。
公元前55年，出任敘利亞總督的克拉蘇，因缺乏為羅馬人所敬重的軍事上的建樹，不顧手下人的反對，急不可耐地發(fā)動了對帕提亞的戰(zhàn)爭。公元前54年，他率領4萬多人的大軍，入侵帕提亞，雙方在卡雷展開了激戰(zhàn)。戰(zhàn)斗開始后羅馬人就處于劣勢。帕提亞人以優(yōu)勢兵力，包圍了羅馬人，箭發(fā)如雨，羅馬人為了抵御利箭的進攻，只好組成方陣，把盾牌立在周圍。
這是典型的羅馬戰(zhàn)術隊形，即送鎖盾龜甲形攻城陣。而帕提亞人卻有辦法破壞他們這種陣法，他們從盾牌的上方或下方射入利箭，造成了羅馬人的大量傷亡。在這場戰(zhàn)斗中，克拉蘇死在了戰(zhàn)場上，有1萬多人喪生，1萬多人被俘，有近1/4的人逃到敘利亞。剩下的一小部分，由克拉蘇的兒子率領，經(jīng)過10多年的輾轉遷移，最后成為北匈奴的附庸。
但對上述說法也有不同的意見。1962年，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在他的英文著作極代中外經(jīng)濟交)中，對上述說法進行了駁斥。他認為，根據(jù)漢朝制度，設縣至少要有幾千人口，只有145名羅馬軍人是不可能設縣的。而臺灣秦漢史研究專家邢義田對上述兩種意見不置可否，認為誰是誰非一時還很難確定。
戴維哈瑞斯認為中國的羅馬城還是存在的，必須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jù)，為此他于1989年再次來到中國。他與蘭州西北民族學院歷史系的關意權和在蘭州大學任教的前蘇聯(lián)專家弗維瓦謝尼金合作，在一份公元前9年的地圖的幫助下，確認了“羅馬城”位于蘭州西北約300千米的永昌鎮(zhèn)附近，并準確地找到了這處廢墟。但他找到的到底是不是羅馬城，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