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遼朝 是中國實行“一國兩制””的開山鼻祖

對現(xiàn)代中國人來說，“一國兩制”早已耳熟能詳。但是說起千年前遼朝就已實行“一國兩制”，恐怕很多人并不知情。有人認為，遼朝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就是它推行的“一國兩制”，它為后來入主中原的少數(shù)民族朝代，如元朝、清朝等，提供了一個最早的成熟的參照樣板。說起遼朝的“一國兩制”，有一個名為韓知古的漢人不能不提。他是遼朝最早受到朝廷重用的漢人之一，而他的家族也是遼朝勢力最為顯赫的漢人家族，他的孫子韓德讓甚至一度把持了遼朝的實質(zhì)大權(quán)。

讓漢人管理漢人，是遼朝立國之初就有的一個創(chuàng)舉。當時契丹境內(nèi)漢人很多，一部分是因避唐末之亂逃去的，一部分是被契丹擄掠的。韓知古6歲時就被擄去北方，但“因禍得?！?，后來作為陪嫁的奴臣，隨述律平(淳欽皇后)一起進入遼朝皇宮，得到皇帝耶律阿保機的賞識，成了高級參謀。之后阿保機又委任他總知漢兒司事，負責管理境內(nèi)的漢人和制定禮儀。不過，境內(nèi)日漸增多的漢人以及漢文化的沖擊，讓阿保機有些始料不及。而客觀存在的地理環(huán)境和“車馬為家”的生活習俗，以及長城內(nèi)外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的巨大差異，也讓阿保機不可能完全復制漢人的生活方式。于是他接受另一位漢人謀士韓延徽的建議，在境內(nèi)建立了許多州縣城堡(又名“頭下軍州”)，將漢人集中起來，保留他們原有的習俗。頭下軍州是遼朝特別設(shè)置的一種行政機構(gòu)。

早在唐朝末年，日益強大的契丹族屢屢南下侵擾漢地，并以俘掠的漢人建置城寨，這些早期的城寨大都隸屬于各級軍事貴族，成為頭下軍州的早期雛形?！哆|史·地理志序》在解釋頭下軍州的緣起時說：“以征伐俘戶建州襟要之地，多因舊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边@里的“投下州”就是頭下軍州?？梢哉f，頭下軍州管理模式的成功，為遼朝在征服的渤海國和燕云十六州實行“一國兩制”奠定了基礎(chǔ)。938年，后晉皇帝石敬瑭給他的“父皇帝”遼太宗耶律德光獻上一份大禮——登記燕云十六州田產(chǎn)和戶口的“圖籍”，從此遼朝按籍索賦，按圖征稅，正式成為該地的新主人。燕云十六州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北部的范圍，它的最北面是以北太行山、長城與游牧的契丹人為界，漢人人口超過40萬戶，人口總數(shù)遠遠超過了遼朝腹地的10萬多戶契丹族，成為遼朝第一大民族。因此如何有效管理漢人，成為遼朝統(tǒng)治者面臨的重大課題。

在這種背景下，“因俗而治”的政策出爐：燕云十六州啟動漢人管理模式，契丹則延續(xù)部落式舊制，這就是《遼史·百官志一》里所記載的“以國制(遼朝固有的制度)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遼朝自此正式開始了“一國兩制”的管理模式。“官分南北”是“一國兩制”的基本行政框架，“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也就是說，“北面官”統(tǒng)領(lǐng)契丹各族，“南面官”管理漢人事務。韓知古的兒子韓匡嗣，便是遼朝“一國兩制”實行后最早任命的一批漢官之一，從上京留守到南京(今北京)留守，最后做到西南面招討使。

遼朝滅亡100年后，契丹皇族后裔、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九世孫耶律楚材，已成為一個地道的儒者。當時蒙古貴族以征服者的姿態(tài)駕臨中原，有人向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臺建議：“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幸虧耶律楚材極力勸阻，中原才免遭成為蒙古人馬場的厄運——耶律楚材老祖宗的治國理念在百年之后依舊產(chǎn)生著影響。遼朝的“一國兩制”，也為后來中國的大一統(tǒng)奠定了某種制度基礎(chǔ)，在元朝、清朝乃至今日中國的“一國兩制”上，也能看到遼朝的影子，比如說元朝在西南地區(qū)實行的“土司制度”、清朝在蒙古推行的“盟旗制度”，都被視為遼朝“一國兩制”治國思想的延續(xù)。

讓習俗迥異的民族在社會進程中自然融合，遼朝較好地把握了分寸，從而延續(xù)了200多年的國運，“一國兩制”的治國理念注定會在中國歷史上寫下光輝一頁。而它留給世人的諸多驚嘆，也以壁畫的形式得以留存，成為值得后人挖掘、借鑒的珍貴遺產(ch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