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臺諫反腐為何有效？皇權弱勢借言官打壓權臣

自古臺諫盛衰與王朝興亡密切相關。光宣之際，臺諫一度勃興，然此次僅是回光返照。臺諫之盛肇因于載灃上臺時之特殊情勢。彼時主少國疑，一家坐大，載灃唯有借重言官之口，打壓權臣，樹立權威，故勢弱之皇權與犀利之臺諫聯手，再自然不過。然一旦北洋勢力暫時失勢，載灃便無法容忍言官于耳邊聒噪，雙方之政治裂痕趨于明顯，結果一拍兩散。1910年正月，載灃借“江春霖參奕劻案”，以“莠言亂政、有妨大局”之名，奪其諫職，打回詞林。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反復力求無果后，江春霖棄官而去。不久，胡思敬步其后塵，掛冠離京。

離京后未及一載，清廷覆滅，遠在南昌的胡思敬恰逢喪子之痛。亡國之苦縈繞腦海，喪子之痛刺傷心頭，仿佛一夜間自己化作無根浮萍，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歸宿。偏偏就在這個團圓之夜，胡五味雜陳，只覺“今宵真是可憐宵”。進入民國，胡思敬拒不與“新朝”合作，“我輩已矣。孀居寡婦豈猶抹脂涂粉，再醮事人？”既然將自己比作孀居寡婦，那清室定是其故去的愛夫，亡清已逝，胡思敬理所應當的化身遺民。當然，“遺”并非等于消極的“退”和“隱”，胡之目的在于“有待而為”。

“有待而為”的方式無外乎聯絡前清故舊。放眼中原，似唯有雄踞江淮的軍閥張勛堪此大任。自民元始，胡思敬積極游說辮帥籌劃復辟一事，其對張之印象，如同少年登山，陡然攀著高處，后便一路下降。1913年，胡思敬在兗州見到張勛。據說二人“傾懷談論”，“備極歡洽”。博取張勛之認同，胡思敬快馬加鞭，決定秘聯各地督軍，在濟南起兵，發(fā)動“癸丑復辟”，重推為帝。孰料百密一疏，這次陰謀因泄密而終停于紙面，化作空中樓閣。

1916年，病逝。北洋系內部權力爭奪激烈。以正宗自居，企圖宰制天下。另一大佬馮國璋則拉攏張勛，愿與其一同復辟。張隨即派胡思敬出使南京，商議具體辦法。聞此消息，胡喜出望外。然政客翻云覆雨之伎倆，豈是胡思敬所能料，就在胡啟程之際，張勛忽然改變決定，轉而投靠段祺瑞。得知張已背盟，胡思敬“氣得手足俱冷，肝肺為摧”，喟嘆“三四年來夢寐不忘，及十數同志所屬望甚殷者，至此始揭開假面，復歸泡影”。“丙辰復辟”之挫敗，如五雷轟頂，令胡思敬一度意懶心灰，他返回家鄉(xiāng)，“遂與外情隔絕，只閉目枯坐而已”。一切的訊息，似乎昭示著胡思敬曾經澎湃洶涌如汪洋大海般的內心已蛻變?yōu)楹翢o微瀾的一溝死水。

然渴望恢復先朝的中興情結，像夢魘般在胡心頭揮之不去。雖隱居書齋，他仍天真地判斷“丙辰機會既失，只好暗中布置，徐待其稔。”當得知張勛復辟“心跡始終不渝”時，他故志復萌。次年，張勛發(fā)動“丁巳復辟”，扶溥儀上臺。面對張勛之倉促發(fā)難，與大多數遺老的狂熱和躁動迥異，胡之反應則出奇冷靜。當復辟朝廷授予胡思敬官職時，胡即復電請辭。胡此舉動，意味深長。他已無“癸丑”時之亢奮狂熱，也無“丙辰”時之躊躇滿志，取而代之的是對張勛的怒其不爭及清室前途未卜的哀其不幸。

1922年4月30日，胡思敬滿含悲戚與不舍病逝。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說道：“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誠哉斯言！對胡來講，早點離開這個令他傷心欲絕、無可奈何的世界，亦未嘗不是一種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