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酷吏為什么要“嚴打”濫捕地方豪強？

西漢襲秦嚴法，大體較春秋戰(zhàn)國而重。然嚴法之下，社會并不和諧。其時地方豪強，或由宗室演化，或由地主升級，或由巨商轉成，或由游俠登堂，飛揚跋扈，橫行鄉(xiāng)里，乃至與郡守結盟，成為與官方政權平行的一種勢力。漢景帝時對此即有少數(shù)舉措，至漢武帝時始對地方豪強進行全面打擊。

漢武帝時期之打豪強，首先是政治目的，又分為中央朝廷維護統(tǒng)治之政治目的與地方官員維護個人地位之政治目的;其次是經(jīng)濟目的，主要是中央政權與地方豪強在經(jīng)濟領域的二元對立，打壓豪強的手段常表現(xiàn)為“國進民退”;最后才是微不足道的民生目的，整頓社會秩序，減少豪強兼并，從而改善黎民生活。

考漢武帝時期打壓豪強之手段，主要有四：一是利用酷吏誅滅豪強。二是將部分地方豪強遷至長安，以“內實京師，外銷奸滑”;三是為彌補因大伐匈奴等造成的財政空虛，壟斷鹽鐵業(yè)，排斥富豪大賈，又出告緡令，鼓勵民間對富豪大賈告密，后者罰沒家產(chǎn)由政府與舉報者對分;四是設置州刺史，推行“六條問事”之監(jiān)察制度，第一條即是打擊豪強。

要打壓豪強，必須借助地方官員之力。漢代郡守，名望既重，權力也大，可以專斷郡政，自由用人，乃至專擅殺戮。中央既推行打壓豪強之嚴酷路線，酷吏隨之層出不窮。

酷吏郅都，即是西漢中央專為打壓地方豪強而派遣的第一個地方大員。《史記》稱，其時濟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地方長官莫能制。遂遣郅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滅瞷氏首惡，余皆股栗。郅都行法不避貴戚，時人號為“蒼鷹”。

郅都雖酷，似尚有“法治”之理念，未見有上下其手之舉，后來者則每況愈下，幾乎都不顧程序正義，將法令只當作刑具的別名。嚴延年任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流血數(shù)里，時人號為“屠伯”;寧成打擊豪強，步法郅都，人皆畏之，所謂“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周陽由“所居郡，必夷其豪”，執(zhí)法隨心所欲，“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張湯，好揣摩帝意，所治即上所欲罪，所縱即上所欲釋，“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王溫舒就更恐怖了，其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余家。上書請大者至滅族，小者乃死，殺戮太重，流血十余里。等到春天來了，還有犯人沒殺完，而暫不能再殺(漢代執(zhí)行死刑只在秋冬兩季)，溫舒竟捶胸頓足地說，要是冬天再長一月，我的事業(yè)就大成了！如此好殺，令人不寒而栗，漢武帝卻對之甚為推許，“以為能”。

酷吏之盛，酷卒也興，黑獄風云可屢自史冊窺見?！妒酚洝ぶ懿獋鳌酚浧涓袊@“吾嘗將百萬之眾，今始知獄吏之貴”;《史記·周亞夫傳》記其在獄中不食五日，嘔血而死。不食也許可致死，但不至于嘔血死，這或是當時黑獄的一種例行死法吧？《史記·李廣傳》記其不愿對刀筆吏，自刎死;《漢書·司馬遷傳》記其“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梢娢鳚h獄吏之尊，且多法外之刑;從酷吏到獄卒，都罕見遵守程序正義。

嚴打豪強的過程中，由于程序正義之缺失，酷吏撈政治資本之心切，有時也擴大化，殃及平民?？崂舳胖転橥⑽?，每年要辦一千多個案子，大者數(shù)百人，小者數(shù)十人;遠者數(shù)千里，近者數(shù)百里。犯人如有不服，以掠笞定之。最終“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余萬”，其中當有多少冤獄，多少枯骨！

學者賀衛(wèi)方嘗言，一個法治社會最基本的要求是，罪與非罪的界線和國家權力的運用都應在法律上加以明文規(guī)定，國家權力不能因為擁有暴力機器而超越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規(guī)范去行動。在《史記·酷吏列傳·杜周傳》中，有一段對白泄露了兩千余年來古代中國的法制秘密，那就是其決非法治社會。有客責備杜周說：“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杜周回答說：“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所謂“當時為是”，即是以當時皇權之是為是，以當時酷吏個人之是為是，所謂律令，不過是滿足前二者的工具、刑具，乃至玩具。

然而酷吏之下場，往往也很殘酷，因為一個非法治社會，沒有規(guī)則的社會，往往是吞噬所有人的社會。非法執(zhí)法者怎能保證，他自己有日不被另一個非法執(zhí)法者給辦了？前面提到的酷吏們，蒼鷹郅都被斬，屠伯延年棄市，乳虎寧成亡家，張湯死于三長史手，王溫舒五族俱滅。這決非世俗意義上的因果報應，但或可視作是一種惡法循環(huán)的因果報應。

學者李鐵曾說，社會繁榮和穩(wěn)定的根本在于設置一個相對公正的制度，盡可能合理地分配利益和財富。穩(wěn)定的根本在于減少社會矛盾，而非無視矛盾，或靠暴力酷刑壓制矛盾。依靠暴力酷刑換來的穩(wěn)定，終將曇花一現(xiàn)。用《后漢書》批評酷吏的話說則是：“末暴雖勝，崇本或略”，酷吏們試圖用暴力手段來解決社會失范，只是舍本逐末，無法長治久安。

付出了相當大的社會代價與政治成本，漢武帝打豪強運動的結果卻未必美好。學者陳啟云發(fā)現(xiàn)，漢武帝派往地方州郡行政機關的酷吏，擾亂了地方權力結盟的平衡，卻又缺乏有效的措施來控制，結果導致武帝在位后期關東諸郡(華北平原的經(jīng)濟中心)的廣泛動蕩，乃至群盜紛起，叛亂時作。吊詭的是，這些叛亂分子與地方豪強、地方官員乃至中央政府的高官，都有良好關系。換言之，他們并非下層農(nóng)民，而是武裝起來的地方實力派。這也可視作地方豪強對中央高壓政策的一種回應。

公元前81年，漢武帝死后的第六年，朝廷召集會議，“舉賢良文學”，全面檢討漢武帝的政策。被舉之士人，多是地方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對包括打壓豪強在內的漢武帝政策展開了激烈抨擊。稍后，在公元前80年間，捍衛(wèi)漢武帝政策的主要官員戲劇性地受到整肅。漢武帝任用酷吏以打壓地方豪強的多年努力，終歸是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