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涇原兵變 一場房產稅逼出來的“革命”

公元784年正月，新年剛過，唐德宗李適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五位下“罪己詔”的皇帝。他的這份認錯詔書可能是其中最沉痛的：“天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負于黎庶。痛心靦面，罪實在予?！?/p>

就在兩個月前，本來調來平叛的涇原軍，因不滿待遇發(fā)生了嘩變沖進長安。德宗皇帝倉皇出逃，被一路追殺到奉天城。四面楚歌中，李適改元“興元”，并不顧大臣們的苦諫頒行了《罪己大赦詔》。

在這份獨特的詔書里，他除了歷數(shù)自己罪狀之外，還赦免了反叛的“四王二帝”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人，并承認叛亂是因為自己的失誤所致。自此之后，唐朝的皇帝再也無力改變藩鎮(zhèn)割據(jù)的局面，直至覆滅。

涇原軍之所以嘩變成功，與他們掌握了適當時機有關。據(jù)史書記載，嘩變的五千涇原軍在沖入長安城時，一邊“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一邊在大街上高喊：“不奪汝商戶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矣！”隨后，嘩變士兵擁立朱泚為帝，國號秦，年號應天。

“不奪汝商戶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矣！”這奇特的口號，居然成了叛軍安撫民眾表示自己合法性的理由。這其中的緣由，還得從幾年前說起。

唐德宗實行“借商”、物業(yè)稅政策引發(fā)社會動蕩。

唐德宗李適應該算是個幸運兒。即位之時，安史之亂已經平定，他有著中興大唐成為一代英主的機會。登基之初，李適決意重振朝綱掃清藩鎮(zhèn)。要掃清藩鎮(zhèn)，須先發(fā)展經濟，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他聽從宰相楊炎的建議，改革“均田制”與“租庸調”制度，開始實行兩稅法。

在此之前，唐帝國沿襲著前朝的租庸調制，其實行的根本是對轄下人口丁員的詳細統(tǒng)計。在當時的條件下，統(tǒng)計難度大且極繁瑣，成本高昂。而當時各地方還加收各種稅收項目，如運輸所需的腳費、損耗。此外，還有地稅和戶稅及商稅、礦稅、酒稅等多種與租庸調并行的稅收。

其稅種之多、復雜程度之高、計入之難，超乎今人可想象范圍。這也是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早建立戶籍制度國家的主因。

兩稅法實行之后，所有稅收都并入其中，改行統(tǒng)一按每戶的實有田畝和資產征稅。改革大大簡化了稅收程序，從而降低了征收成本。更重要的是，兩稅法的實行，使中國的百姓第一次有了遷徙的自由，也有了土地買賣的自由。這在歷史上無疑是一次進步。

兩稅法的實施，也許會成為帝國中興的契機。但是，唐帝國的兩稅制在實行之始，有著設計上的缺陷，這都是基于帝國政府只求簡化自身操作上的困難，而把矛盾推向民眾的思維。而且，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梁崇義的叛亂，打亂了李適的計劃，使他不得不提前開始武力削藩。一時間，群雄并起，戰(zhàn)火不息。

當時，兩稅剛剛實施，安史之亂造成的破壞尚未完全恢復，朝廷負擔不起每月高達一百多萬貫的維穩(wěn)經費。李適下出第一步昏招——聽從度支判官趙贊的建議“借商”。即規(guī)定財產高于一萬貫的商人，只準留一萬貫作為經營產業(yè)之用，其余的一律借給朝廷充作軍費。待朝廷討賊成功后歸還。

于是，首都長安的公安局局長韋禎(京兆少尹)親自督陣，長安城管隊長薛萃(長安尉)親自駕車，每天一路搜刮財貨，不亦樂乎。一旦懷疑對方沒有如實申報財產，當場大棒伺候。所有富戶的田宅一律封存估價，奴婢盡數(shù)抓走出售。這樣一場混亂之后，卻只籌到八十八萬貫，那些熱衷于執(zhí)行政策的官員們，口袋卻全都鼓了起來。終于，橫征暴斂與赤裸裸的掠奪，釀成了長安罷市商人上街請愿的“群體事件”。

但是，這依然無法滿足“維穩(wěn)”軍費之用，而兩稅法此時尚未見效，只能再開稅種。于是，趙贊又想出一條妙計——稅間架、算除陌。實際就是房產稅與交易印花稅。

舊唐書記載：“凡屋兩架為一間，分為三等：上等每間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筆執(zhí)籌，入人第舍而計之。凡沒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為五十，給與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子者，驗其私簿，投狀自其有私簿投狀。其有隱錢百，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錢十千，出于其家?！?/p>

借商引發(fā)的罷市尚在眼前，即征收如此高昂的房屋稅，猶如飲鴆止渴。舊唐書稱：“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黷之聲，囂然滿于天下?！惫唬g架稅并沒有緩解帝國財政的窘迫。當城內一片嘩然之時，駐扎在長安城外的涇原軍因得不到賞賜，嘩變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

這是中國人首次保護個人權利與財產的抗爭。

縱觀中國歷史，其實各時期的農業(yè)稅率并不高。雖然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次數(shù)非常多，但由稅負引起直接導致王朝覆滅的并不多。因此，除了朝代末期的制度性失控，各時期的帝國政府對土地的管控以及稅賦征收也異常小心謹慎。德宗朝這幾起事件，可以說是中國人第一次因為保護個人權利與財產進行的抗爭，有著標志性意義。

與歐洲不同，中國商人一直被視為賤民。在皇帝們的眼中，商人不僅富可敵國，而且“引賈四方，莫可蹤跡”，是富裕的流民，難以控制。借商等事件正是這種思路的延續(xù)，趁機對商人打壓，既可解決朝廷資金的短缺，又可壓制商人們對自由、創(chuàng)新以及契約精神的本能。

而在歐洲，也正是商人們一步步將君主的特權贖買了過來，幫助歐洲完成了現(xiàn)代化的第一次轉型，商業(yè)社會的契約精神也融入了歐洲人的血脈之中。隨之而來的，是對個人權利與財產的尊重。

但在中國，皇帝的權威往往使一己之私成為國家的利益，朝代的更替更使“皇帝們”意識到，任何人都可能對他們的統(tǒng)治發(fā)起挑戰(zhàn)。恐懼使他們采取最保守最殘酷的方式來統(tǒng)治。防民富防民主防民享，于是，中國人本來富有的創(chuàng)造力被一點點扼殺。在兩千余年的帝國史中，像德宗朝這樣保衛(wèi)個人權利與財產的火花僅一閃而逝，待它再一次閃現(xiàn)之時，已是八百多年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