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后東北軍的覆滅 群龍無首致自相殘殺

西安事變當天，王景芳的長官劉多荃擔任捉蔣行動總指揮，而身為軍官的王景芳則按照命令指揮所在連隊包圍驪山華清池。他參與了那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凌晨槍戰(zhàn)”，他親睹了曾經(jīng)兵強馬壯的東北軍一夜之間的四分五裂……

只一個鐘頭蔣介石衛(wèi)隊全被干掉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fā)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凌晨4時許，酣睡中的蔣介石突聞槍響，在兩名侍衛(wèi)攙扶下倉惶從華清池五間廳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東側(cè)的石峽洞后，后被搜山部隊發(fā)現(xiàn)扶持下山。

當時，王景芳是上尉副連長，奉命帶兵控制華清池外圍。雖說“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但接到去抓蔣介石的命令時，王景芳大吃一驚?！拔乙粋€上尉副連長只管聽命令，但聽到去抓蔣介石？我還嚇了一大跳呢！我們的校長張學良，膽子也忒大了吧？ ”

直到今天，王景芳想起西安事變那天的槍戰(zhàn)場景還后怕，“那天晚上，槍聲四起，蔣介石的衛(wèi)隊都是駁殼槍?？晌覀兌际怯玫慕菘耸捷p機槍和7.9毫米口徑中正式步槍。激戰(zhàn)近一個鐘點，蔣介石的衛(wèi)隊都被我們打死了。 ”

第二天，王景芳和其他人因好奇去蔣介石的住處看看。“墻上、窗子上，盡是槍眼兒呢！按理，事變第二天，驪山、華清池都戒嚴了，誰都不讓靠近的，可是，我們都是東北軍的呀，就悄悄地去瞧瞧。 ”

等到了蔣介石房間的門口，把門的不讓進，幾個軍官大罵，把門的一看，這群人氣勢洶洶，還都是當官的，又是東北軍自己人，就敞開大門聽之任之了。

“我們這些小軍官進去就不老實，有的拿條毛巾，有的拿一條毯子，那上邊有槍眼兒呢！留個紀念！是蔣委員長用過的。 ”王景芳回憶道。

2009年12月26日，作家方軍在天津采訪過一位原東北軍的老軍官的家屬。老軍官叫陳維剛，在劉多荃部當上校。西安事變時，陳維剛到蔣介石住過的房間里拿走一條軍毯，因為軍毯上面有一槍眼兒。新中國成立后，劉多荃當上全國政協(xié)委員，還專門去天津看過陳維剛。

“中央軍”發(fā)十塊錢雜牌軍只給五塊

方軍曾向王景芳老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您是否贊成捉蔣介石？”王景芳回答： “我是東北人，眼看著日本人占領(lǐng)東北，當然希望張學良逼蔣抗日。西安事變后，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張，東北軍終于要開赴前線抗日了，就沖這點，東北軍官兵還是高興的，打回老家去嘛！ ”

王景芳說，西安事變是被逼出來的，蔣介石不光對東北軍另眼看待，對所有地方勢力、雜牌軍，都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以，不僅不撥供給，還想方設(shè)法削弱排擠，必欲滅之而后快。

二十九軍在盧溝橋一帶英勇抗擊日軍，大刀隊殺得日軍鬼哭狼嚎，但就因為是西北軍，處處遭到蔣介石打壓。宋哲元部孤軍奮戰(zhàn)，彈盡糧絕，幾乎整營整團打光。最需要援助的時候，只有蔣介石的“口頭嘉獎”，卻得不到“中央軍”的一點實際支持。實在頂不住了，宋哲元被迫率殘部南撤，面對的竟是自己人黑洞洞的槍口！里外夾擊下，宋哲元只得沿黃河西撤，到山西后，又備受閻錫山的排擠。這位在喜峰口、盧溝橋和北平抗擊日寇侵略的愛國將領(lǐng)，終于被蔣介石逼得精神失常了。

1940年4月，宋哲元在四川綿陽病逝后，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在給他的挽聯(lián)上寫道：一戰(zhàn)一和，當年變生瞬間，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厲，后起大有人在，可無憂于九泉。這些“后起之人”，指的是出自二十九軍的張自忠、何基灃等愛國將領(lǐng)。

“七·七”事變爆發(fā)后，二十九軍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因寡不敵眾在泊鎮(zhèn)突圍，率部撤到大名府。日軍的追擊部隊尾隨而至，一七九師的將士們視死如歸，與敵血戰(zhàn)三天兩夜，大名府終因一七九師彈盡援絕而失守。何基灃悲憤已極，仰天長嘆：“敵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 ”他痛感報國無門，拔槍自戕，不惜一死以謝天下。但自殺未成只打傷了左肺，被送進醫(yī)院搶救脫險。

二十九軍老兵王世江回憶說：“我們突出重圍后，匯合了部隊向南撤退。我是個傷兵，到黃河南岸總該可以了吧？他們竟連傷兵也不許過去治療。蔣介石排斥異己的做法，在二十九軍將士中引起極大的憤慨！蔣介石派特務乘坐鐵甲車，打著馮玉祥的名義，說是到前方督戰(zhàn)，在連鎮(zhèn)車站停著。我和被打瞎左眼的一班楊世亨被連里士兵強行抬上鐵甲車。特務們怕發(fā)生兵變，不得不把我們幾個重傷員帶到濟南。到處是河北逃難來的難民，他們無依無靠，行乞度日，傷兵雜在難民中根本無人過問。而國民黨軍要員只顧自己逃命要緊，誰來管我們幾個叫花子似的傷兵！我們托人情，苦苦哀求，才能在濟南市協(xié)和醫(yī)院掛上號。一個醫(yī)生一打開我臂上纏的裹腳帶，臭氣四溢，傷口里的爛肉膿血中已經(jīng)生蛆，蛆蟲四處亂爬。醫(yī)生掩著鼻子皺著眉，十分武斷地說：‘必須把胳膊鋸掉！ ’抗日戰(zhàn)士怎么能沒有胳膊？不得已，我們含恨離開濟南。 ”

王世江等人逃離濟南之后，打聽到兗州有個第三醫(yī)院。楊世亨架著他上了火車到了兗州，住進第三醫(yī)院。在醫(yī)院里，看到蔣介石嫡系部隊的病號住在整齊干凈的房間里，而東北軍、西北軍這些從抗戰(zhàn)前線下來的重傷員卻擁擠在鋪著麥草的地鋪上。嫡系部隊的病號每天吃大米白面，而“雜牌軍”傷員卻連粗糧都不管飽。嫡系部隊病號要什么藥有什么藥，雜牌軍從前線回來的士兵每天只能用消毒水和鹽水洗傷口。最令人難忘的是那年的“雙十節(jié)”，慰問傷病員時，給嫡系部隊的病號每人發(fā)十元錢，給“雜牌軍隊”的傷員每人發(fā)五元錢，扣了一半！

由于“雜牌軍”在醫(yī)院受到排斥，激怒了傷員，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傷員聯(lián)合起來，砸了醫(yī)院，打了院長。大家就是要爭這個理，憑什么都為抗戰(zhàn)流血犧牲，都是保家衛(wèi)國，卻人分三六九等？難道雜牌軍官兵就不是人？之后，凡能行動的傷兵大部分都離開了醫(yī)院。王世江因為參加了這次活動，雖然傷未痊愈，也實在難繼續(xù)住院治療，便隨之自動出院歸隊。

蔣介石不發(fā)動人民群眾起來抗日，害怕人民群眾起來危及他的獨裁政權(quán)，認為群眾不過是一幫烏合之眾。但實際上，人民群眾在抗戰(zhàn)中表現(xiàn)出來的覺悟之高令世人感佩贊嘆。老戰(zhàn)士沈甸之回憶說，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二十九軍傷亡慘重，大量傷兵被運往后方。一天下午，他們隊里的四個同學護送兩車傷員進城，行經(jīng)板壁店時，把在馬路上跑來跑去的一個小男孩軋死了。車子停下來，群眾馬上圍上來，堵住了前進的道路。孩子的父親聞訊從家里跑出來，一看車上拉的都是傷員時，把右臂一揮，大聲喊道：“你們快走！ ”當這四位同學回來講述這件事情的原委時，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流下感動的熱淚。

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使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愛國官兵看清了國民黨政權(quán)的腐朽本質(zhì)，于是紛紛踏上革命的道路。王世江出院后，眼見部隊減員嚴重，蔣介石又不給補充，比較之下見真?zhèn)?，王世江覺得，只有跟共產(chǎn)黨走，參加八路軍才是光明的前途。而和他想法一致的二十九軍官兵，當時大有人在。 1938年11月1日，王世江秘密參加了共產(chǎn)黨，邱曉亭是他的入黨介紹人。

1939年，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也秘密加入共產(chǎn)黨，和王世江在一個支部，何基灃和王世江當時都是我黨的秘密黨員。后來在淮海戰(zhàn)役中，何基灃率部起義，使得國民黨軍的運河防線裂開一大缺口，為解放軍的三個縱隊迅速渡過運河，切斷黃百韜兵團與徐州的聯(lián)系，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而黃百韜兵團的覆滅，吹響了我軍淮海戰(zhàn)役的勝利號角！

前有東北軍的西安事變，后有西北軍的臨戰(zhàn)起義，與其說東北軍、西北軍與蔣介石心懷二心，還不如說是被蔣介石給逼反的！

群龍無首東北軍兄弟相殘

西安事變后，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回南京，蔣介石背棄承諾不放張學良回西安，東北軍內(nèi)部四分五裂，自相殘殺。王景芳感嘆道：“張學良和蔣介石走了！這下可是亂套了，群龍無首了！ ”

張學良被軟禁后，東北軍內(nèi)部立刻分裂為“主戰(zhàn)派”與“妥協(xié)派”兩大陣營。孫銘九是張學良的副官，是“主戰(zhàn)派”的核心人物。孫銘九揚言：“如果不放張學良，我?guī)窒?0萬人投靠共產(chǎn)黨！”而作為“妥協(xié)派”的王以哲，則堅持認為，東北軍必須與蔣介石合作，才有出路。

1937年2月2日，孫銘九、苗劍秋、應德田等人召開會議，決定除去東北軍上層的妥協(xié)派，徹底改造東北軍領(lǐng)導核心。王景芳說，孫銘九視王以哲為叛徒，和王以哲同坐一輛車時，在車里將王以哲打死了。隨后，孫銘九等人指揮的特務團在西安城內(nèi)四處搜尋追殺東北軍的所謂妥協(xié)派。不僅王以哲遇害，就連對軍政決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總參謀處處長徐方、交通處長蔣斌和副處長宋學禮等亦相繼被殺。何柱國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領(lǐng)，因事先得到消息躲入楊虎城的公寓，才幸免于難。

回首這段凄慘往事，王景芳感嘆說：“1937年的‘二·二’事件極大地分化了東北軍，蔣介石迅速利用這一時機，將東北軍這個“中央軍”之外的中國最大的軍事集團消融于無形，曾經(jīng)威風八面的東北軍自此滑入了覆滅的軌道！ ”

1937年2月3日，駐蒲城的東北軍騎10師首先叛變，將楊虎城在蒲城的民團全部繳械。幾乎與此同時，駐周至、眉縣的東北軍106師也宣布效命南京，脫離西安。接著，過去深為張學良所信任的東北軍105師劉多荃部也轉(zhuǎn)而與潼關(guān)“中央軍”接頭，逮捕和槍殺曾經(jīng)積極協(xié)助張學良聯(lián)共的高福源等少壯軍官，反過來向西安方面警戒……先是“主戰(zhàn)派”打殺“妥協(xié)派”，隨即，在蔣介石的買通串聯(lián)、封官許愿與軍事威懾下，“妥協(xié)派”又轉(zhuǎn)守為攻，扭轉(zhuǎn)被動局勢反占上風，東北軍就這樣被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體”的局面已難以維持。

幾天之后，蔣介石就作出決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東北軍部隊仍留原防不動，其余東北軍則被東調(diào)豫皖，接受整編。1937年2月8日，“中央軍”開入西安。次日，顧祝同率西安行營人員正式進駐西安。隨后，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別開始與顧祝同談判，“三位一體”事實上已趨于瓦解。至1937年3月初，東北軍正式開始東調(diào)。不久，十七路軍總指揮部也被撤銷，楊虎城被逼出國。

國難當頭，東北軍還在自相殘殺。想起這事，王景芳到今天心里還覺得難受，“西安事變后，近20萬東北軍群龍無首，并在主戰(zhàn)主和問題上發(fā)生嚴重分歧，最后竟發(fā)展到內(nèi)部殘殺。真是親者痛、仇者快！蔣介石也不是勝利者，最終漁翁得利的，是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