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黨爭對白居易的影響 白居易對牛李黨爭態(tài)度
天寶十四載(775)十一月，安祿山起兵范陽，安史之亂爆發(fā)。唐王朝長期隱藏的各種矛盾終于白熱化，各種社會危機全面激化。持續(xù)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使得唐王朝的國力、民生遭受了極大的摧殘。史載：“函、陜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余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凄慘，獸游鬼哭。”(《舊唐書·劉晏傳》)安史之亂后，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朋黨之爭成為唐朝社會的三大毒瘤，唐王朝從此風雨飄搖，盛世不再。慘烈的社會現(xiàn)實，盛與衰的巨大反差使得詩人心態(tài)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
上古的時候，我們的祖先就說過：“詩言志。”詩人所表達的情感與其當時的政治背景有很大關系。要真正讀懂詩人的作品，必須了解詩歌的創(chuàng)作背景和動機，理解詩歌所反映的詩人的“志”。 中晚唐的牛李黨爭是白居易所處的時代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許多文人都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使得他們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發(fā)生變化，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將感慨表達出來。在當時的文人中，白居易是比較特殊的一個。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考取進士;兩年以后，又應吏部試，并于貞元十九年(803)春以書判拔萃科登第，任校書郎，開始了他的仕官生涯，直到唐武宗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
白居易算是個長壽者，他經歷了唐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九個皇帝的統(tǒng)治。會昌六年(846)八月，白居易結束了七十五個春秋的漫長人生，與世長辭。他留下近百萬字的作品，其中詩歌約三千首，數(shù)量之多，在唐代詩人中首屈一指。
自二十九歲登第起，白居易的創(chuàng)作就同他的宦海沉浮緊緊系在一起了。他的詩歌，揭示出一位正直、進步的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揭示出造就他的那個時代、那個社會和那個階層的部分特質。從他的詩歌中，我們真切地了解到一個和傳統(tǒng)歷史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唐人眼中的現(xiàn)實世界。
一、關于黨爭
牛李黨爭是中國唐朝后期統(tǒng)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宗派斗爭，也稱“朋黨之爭”?！芭｜h”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官僚集團;“李黨”是指以李德裕為首的官僚集團。牛黨大多是科舉出身，屬于庶族地主，門第卑微，靠寒窗苦讀考取進士，獲得官職。李黨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門第顯赫。他們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進入官場，稱為“門蔭”出身。從表面看，牛李黨爭似乎是庶族官僚與士族官僚之間的斗爭，實際上兩黨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兩黨分歧的焦點主要有兩個：一是通過什么途徑來選拔官僚。牛黨多科舉出身，主張通過科舉取士;李黨多門蔭出身，主張通過門蔭取士。李德裕認為，公卿子弟從小就熟悉官場，容易掌握做官的本領。二是如何對待藩鎮(zhèn)。李黨主張對不聽朝廷命令的藩鎮(zhèn)用兵，以加強唐朝中央的地位;牛黨則主張姑息遷就。
兩黨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還牽扯進個人的恩怨。牛僧孺、李宗閔因評論時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貶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兒子，因此雙方結怨甚深，一旦大權在握，就排擠打擊對方。唐穆宗長慶年間(821年-824年)牛僧孺做宰相，就把李德裕排擠出朝廷。李德裕任西川節(jié)度使時，接受吐蕃將領的投降，收復了重鎮(zhèn)維州(今四川理縣)。牛僧孺卻意氣用事，強令把降將和城池交還吐蕃。唐武宗時(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閔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后，唐宣宗即位，牛黨成員白敏中任宰相，牛黨又紛紛被重新啟用，李黨全遭罷斥。李德裕被趕到遙遠的崖州(今海南三亞西北)，不久憂郁而死。這場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宗派斗爭，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統(tǒng)治危機。
從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列舉的大量史料可以看出，這場斗爭，乃是統(tǒng)治階級內部重門第禮法的舊士族階層，同由進士科第出身的中小地主階層之間的爭權奪利的斗爭。在宦官擅權，左右著皇位的廢立及政局國策的中晚唐時期，由于“外朝士大夫黨派乃內廷閹寺黨派之應聲蟲，或附屬品”①，從而更加劇了這兩種對立的政治勢力之間的排擠和傾軋，使得這一時期的政局變幻，出人意料。
二、白居易對牛李黨爭的態(tài)度
在尖銳激烈的朋黨紛爭中，持中立、調和的騎墻態(tài)度，是白居易“執(zhí)兩用中”的中庸思想在后期的政治實踐中的突出表現(xiàn)。
陳寅恪先生論定，白居易在牛李黨爭的政治分野中屬于牛黨，有學者從以下幾個理由說明：“第一，白居易中小地主的門第及進士科第的出身，這使他容易同牛當氣類相投;第二，在元和三年的策士案及長慶元年的重考進士案中，白居易雖系秉公執(zhí)言，但顯然都站在牛黨一邊，這有白集中《論制科人狀》及《論重考進士事宜狀》為證;第三，考其行狀，白居易一生在宦途生涯中的出處進退，大抵與牛黨的命運息息相關：如官職的升遷，或采取求任外職、求分司等防嫌遠禍的保護性措施，也大都借助于牛黨得勢人物之援引或斡旋;第四，從詩集可以看出，白居易與李黨領袖李德裕即甚疏遠，文字交往只有一首《小童薛陽陶吹觱栗歌》;第五，會昌六年武宗歿，宣宗繼位，罷李德裕相而李黨失勢，白居易從弟敏中入相，遭李黨貶逐之五相同日北還。”②
然而，幾乎一踏入仕途就與黨爭發(fā)生了糾葛的白居易，居然能夠奇跡般地存活在黨禍熾烈、宦途艱險的縫隙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他能夠清虛自守，不汲汲于功名勢力，并懂得以足夠的權變來應付事態(tài)，回避矛盾，力求以調和、騎墻的態(tài)度超然于黨爭之外，而決不卷入朋黨傾軋的漩渦。
三、牛李黨爭對白居易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
牛李黨爭在對白居易政治態(tài)度發(fā)生影響的同時也自然而然地影響到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首先，其詩作內容發(fā)生了變化。白居易長慶二年以后創(chuàng)作的詩歌很少反映時事，多為閑適詩、感傷詩，以吟詠山水、性情、友人間的思念、問候為主，尤其是因病免蘇州刺史以后的作品，白居易自謂“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白居易集》之《序洛詩》)，詩作中不厭其煩地強調不愁衣食、得享天年的知足。對所處的時代滿足：
緬思山梁雉，時哉感孔圣。圣人不得所，慨然嘆時命。
我今對鱗羽，取樂成謠詠。得所仍得時，吾生一何幸！
(《春日閑居三首》之二)
對自身境況滿足：
世欺不識字，我忝攻文章。世欺不得官，我忝居班秩。
人老多病苦，我今幸無疾。人老多憂累，我今婚嫁畢。
心安不移轉，心泰無牽系。所以十年來，形神閑且逸。
匡當垂老歲，所要無多物。一裘暖過冬，一飯飽終日。
勿言舍宅小，不過寢一室。何用鞍馬多？不能騎兩匹。
如我優(yōu)幸身，人中十有七。如我知足心，人中百無一。
(《狂言示諸侄》)
詩章人與傳千首，壽命天教過七旬。
點檢一生僥幸事，東都除我更無人。
(《狂吟七言十四韻》)
與這種平庸“知足”的心態(tài)相應，白居易還寫了大量反映其安適生活的乏味詩篇，例如：
坐安臥穩(wěn)輿平肩，倚杖披衫繞四邊。
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覺醉中眠。
更無忙苦吟先樂，恐是人間自在天。
(《閑樂》)
暖床斜臥日曛腰，一覺閑眠百病消。
盡日一飧茶兩碗，更無所要到明朝。
(《閑眠》)
此外，白居易還公然鼓吹庸人哲學：
金玉滿堂非己物，子孫委蛻是他人。
世間盡不關吾事，天下無親于我身。
只有一身宜愛護，少教冰炭通心神。
(《讀道德經》)
尊榮富貴難兼得，閑坐思量最要身。
(《偶吟、自慰，兼呈夢得》)
由于白居易寫作了大量類似文中提到的內容庸俗的詩篇，因而有論者批評其晚年為統(tǒng)治階級粉飾太平、墮落為只關心自己安樂與否的庸俗官僚，也有論者以為白居易作為詩人有用詩歌記錄生活的習慣，所以日常瑣事無不入詩，這些詩歌是其晚年生活、心態(tài)的自然寫照，但一個人的活動、作為是不可能沒有原因的。因此我們不應該忽略探究詩人此種心態(tài)的成因及其寫作此種詩歌的目的。
實際上，詩人之所以創(chuàng)作大量內容庸俗的詩篇與黨爭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在牛李兩黨交替執(zhí)政，爭奪激烈之時，詩人當然不會對時政輕易發(fā)表反對意見或對所處時代、對自身境遇表示出不滿，那樣做無異于是對牛李兩黨中的執(zhí)政一方提出指責，無疑會惹怒執(zhí)政者，牽扯進黨爭的漩渦，已然選擇退步抽身的詩人當然不會冒這種風險，因而正如張安祖先生在《外容閑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誰得知》一文中分析的那樣，他是以口口聲聲的“知足”，掩飾內心的不足，是以表面的“樂”掩飾心中的苦與憂。時君昏庸、朋黨相爭的現(xiàn)實迫使有志向有才能的詩人不得不選擇隱居的生活來避免與黑暗、腐朽勢力的同流合污。這是一種無奈的、痛苦的選擇，這種不得不放棄平生志向的隱痛，需要也只有靠詩人自己去排解，于是他試圖用庸人的眼光去發(fā)掘能使自己逃避現(xiàn)實的理由，用知足保和的思想去麻痹自己，當發(fā)現(xiàn)這并不起多大作用時，便又借助于參禪、飲酒、學道，去尋求精神的慰藉、心理的平衡，如在《對酒閑吟，贈同老者》中云：
百事盡除去，尚余酒與詩。
興來吟一篇，吟罷酒一卮。
不獨適情性，兼用扶衰羸。
云液灑六腑，陽和生四肢。
于中我獨樂，此外吾不知。
又，在《對琴酒》中云：
自古有琴酒，得此味者稀。
只應康與籍，及我三心知。
其次，牛李黨爭的影響也反映在其后期創(chuàng)作的藝術形式上。白居易在長慶二年以后，很少再創(chuàng)作七言古體詩，原因在于這種七言古體詩宜于用來敘事、抒發(fā)豪壯之氣。但于長慶二年以后，詩人因受黨爭影響，對時事已閉口不談、不置是非，沒有強烈的感情要抒發(fā)，故而很少寫作七言古詩，而是大量寫作篇幅短小的近體詩絕句。即使對于朝中“甘露事變”那樣的重大事件，詩人亦不驚心，其為此事所作的《感事》便是五言古詩，其云：
服氣崔常侍，燒丹鄭舍人。
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塵？
每遇凄涼事，還思潦倒身。
唯知趁杯酒，不解煉金銀。
睡適三尸性，慵安五藏神。
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
而且，從中難以看出詩人對這次流血的朝中慘變有什么明確態(tài)度，這又說明黨爭使其對朝政已失去信心，懶于評價。
第三，牛李黨爭的影響也反映在其后期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手法上。在白居易思想轉入消極之后，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寓言詩，如《池鶴八絕句》：
爾爭伉儷泥中斗，吾整羽儀松上棲。
不可遣他天下眼，卻輕野鶴重家雞。
(《鶴答雞》)
與君白黑太分明，縱不相親莫見輕。
我每夜啼君怨別，玉徽琴里忝同聲。
(《烏贈鶴》)
吾愛棲云上華表，，汝多攫肉下田中。
長音中羽汝聲角，琴曲雖同調不同。
(《鶴答烏》)
詩中白居易以池鶴自比，表達了自己對庸俗、虛偽、貪婪的官場中人的鄙視與厭惡。詩人之所以創(chuàng)作大量寓言詩，隱晦地表達自己的志向與見解，也正是由于受到黨爭的影響，詩人處境十分尷尬，因此他一反自己所提倡的“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新樂府并序》)之主張，而是選用寓言詩的形式來隱晦地表達自己的愛憎。
綜上所述，牛李黨爭在白居易政治態(tài)度由積極走向消極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催化劑作用，是牛李黨爭的現(xiàn)實使得白居易認清了封建官場的黑暗、骯臟與險惡，從而對官場喪失了最后的信心，是牛李黨爭使得白居易不得不選擇逃避的政治態(tài)度，這種消極逃避的態(tài)度致使其后期詩作絕少與時事政治相關聯(lián)的內容，像其前期所作的《新樂府》、《秦中吟》那樣的戰(zhàn)斗性詩篇更無由得見，而是始終充溢著一種看似知足保和但卻令人無法隨之輕松釋然的沉抑的低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