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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記新解 “唐僧”玄奘和高昌王室關(guān)系密切

2017-03-11 16:37:19  來源:360常識網(wǎng)   熱度:
導語:“近期,我們在組織力量對吐峪溝出土的眾多文物文書進行整理時,發(fā)現(xiàn)了它。”吐魯番地區(qū)文物局局長王霄飛所看重的,就是最早的《大唐西域記

“近期,我們在組織力量對吐峪溝出土的眾多文物文書進行整理時,發(fā)現(xiàn)了它?!蓖卖敺貐^(qū)文物局局長王霄飛所看重的,就是最早的《大唐西域記》寫本殘卷。

寫本是指成書時手寫形式流傳的古籍,以此區(qū)別于刻本。這件殘卷寫本1981年出土于吐峪溝石窟,是目前學術(shù)界所知數(shù)十種《大唐西域記》中年代最早的寫本。著名學者、吐魯番地區(qū)文物局原局長柳洪亮在1997年出版的《新出吐魯番地區(qū)文書及其研究》中,對此進行了首次披露。然而,這一事件沒有引起廣泛關(guān)注。近期的研究,為人們理解《大唐西域記》提供了注解。

《大唐西域記》的出現(xiàn)

《大唐西域記》又稱《西域記》,共有12卷,是由唐代僧人玄奘口述,弟子辯機撰文,系奉唐太宗敕命而著,貞觀二十年(646年)成書。書中記述了玄奘貞觀元年(一說是貞觀三年)到貞觀十九年西行之見聞。記述了玄奘親歷28個城邦、地區(qū)、國家的概況,有疆域、氣候、山川、風土、人情、語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歷史傳說、神話故事等,是研究中古時期中亞、南亞諸國的歷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貴資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學、佛教遺跡的重要文獻。

這件《大唐西域記》殘卷寫本出土時,高16.5厘米,長19.5厘米,整卷殘缺近三分之一,正面裱糊有其他文書。殘存10行文字,字體娟秀,年代為貞觀二十一年至永徽二年期間寫本。殘卷文字屬《大唐西域記》卷七《戰(zhàn)主國》條下。

目前所知的《大唐西域記》的古寫本多達數(shù)十種,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又被翻譯成法、英、日等多種外文譯本。在此寫本發(fā)現(xiàn)之前,年代較早的古本為敦煌寫本,存卷一、卷二、卷三,都是殘卷,書法非出一人之手,不是同一寫本。其中卷一、卷三藏大英博物館,卷二藏巴黎國家圖書館。

敦煌本的年代為公元八九世紀期間,即成書以后100多年的寫本,是此寫本發(fā)現(xiàn)之前《大唐西域記》最古的本子。日本所藏古寫本和高麗藏本,都遠比敦煌本晚。

而吐峪溝石窟寺出土的寫本字體娟秀,書法勝于敦煌三種寫本。

《大唐西域記》刻本年代最早的有北宋崇寧二年福州等覺禪院刊刻的本子,僅存卷四,現(xiàn)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此外還有日本東寺觀智院所藏北宋刻本。目前所見到的各種本子,內(nèi)容都是相同的,文字間有差異是由于當時古書傳抄出現(xiàn)錯訛的一般規(guī)律所致。

《大唐西域記》怎么來到了吐魯番

武漢大學教授陳國燦研究認為,《大唐西域記》最早寫本在新疆吐魯番地區(qū)吐峪溝石窟寺發(fā)現(xiàn),與玄奘和高昌王室麴氏家族的關(guān)系有關(guān)。

據(jù)《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記載:唐貞觀元年,唐朝高僧玄奘為求取“普度眾生”的大乘佛教真經(jīng),只身一人歷盡艱辛,跋涉萬里,從長安前往佛教發(fā)源地。當吐魯番最高統(tǒng)治者高昌國王麴文泰聽說玄奘即將到達伊吾(今哈密)時,立即派人前往迎接。

玄奘本意向北取道可汗浮屠(今吉木薩爾縣的北庭故城),無奈高昌國王的盛情難辭,于是折向南行。當年玄奘到達高昌城后,受到高昌國王麴文泰的熱情款待。麴文泰將玄奘奉為上賓,安置在“重閣寶帳”中,對他充滿敬仰之情。

作為信仰佛教的國王麴文泰,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挽留玄奘。玄奘明確表達了自己不會改變西行求法意志的態(tài)度,并決定采用絕食的方法以示心明。最終玄奘與麴文泰一起到佛祖面前去禮佛,結(jié)拜成為兄弟,再次確認“任師求法”。

麴文泰提出:唯一的愿望,就是你取經(jīng)回來之后,請務必再取道高昌,到時候在高昌停留3年,接受我的供養(yǎng)。玄奘不僅允諾,而且在麴文泰為他準備行裝的這一個月期間,接受他的邀請,在高昌講解佛教典籍《仁王般若經(jīng)》。

玄奘每次開講之前,麴文泰都親自手執(zhí)香爐,在前導引。玄奘講經(jīng)需要升座,所謂“升座”就是要到一個高座上去跏趺(盤腿坐著)。麴文泰就會跪下,讓玄奘踩著他上座。

麴文泰不僅專門為玄奘剃度了四個沙彌來伺候和照顧他。還為玄奘準備了大量的物品,并派出一個名叫歡信的殿中侍御史,護送玄奘到葉護可汗衙。準備了二十四封書信,給玄奘西行路途中要經(jīng)過的二十四個國家的國王,請求各國國王給予玄奘西行求法提供必要的協(xié)助,使玄奘順利地通過了西域各國。

玄奘離開高昌時,兩人抱頭痛哭,“傷離之聲振動郊邑”,異常感人。

據(jù)史籍記載和專家考證,玄奘在印度取經(jīng)歸來到達于闐時,本意向北赴高昌國,履行他對高昌王麴文泰的承諾。然而聽聞高昌國已滅,麴文泰去世后,帶著憂傷向東返回長安,書寫了他的取經(jīng)歷程,即《大唐西域記》。

陳國燦教授認為,玄奘完成《大唐西域記》期間,麴文泰的后代麴智諶正被安置在洛陽居住,并即將上任西域最高統(tǒng)治者。玄奘向他贈送寫本,既了卻了麴文泰的心愿,又盡到了弘揚佛法的職責,這就有了最早寫本藏于吐峪溝石窟寺的現(xiàn)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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