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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論劉邦得天下 “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2017-03-13 15:44:50  來源:360常識網(wǎng)   熱度:
導(dǎo)語:某富翁私家雇一司機,富翁暴斃,遺孀下嫁,司機暴富,乃喟然嘆曰:“過去是我為老板打工乎?抑老板為我打工乎?”按太史公的意思,當(dāng)初竟是

某富翁私家雇一司機,富翁暴斃,遺孀下嫁,司機暴富,乃喟然嘆曰:“過去是我為老板打工乎?抑老板為我打工乎?”按太史公的意思,當(dāng)初竟是始皇帝在為高皇帝前驅(qū)打天下了。

司馬遷喜歡“談天”,尤其發(fā)議論、發(fā)感慨的時候,每每道出一個“天”字。舉例來說,《秦楚之際月表》的前言里,司馬遷對“虞夏之興”、“湯武之王”和秦漢之一統(tǒng),以及其間的異同,有一番簡括而系統(tǒng)的議論,最后對漢高祖之得天下,下的結(jié)語是“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這篇前言我想從頭到尾讀一遍,寫出自己的理解。原文不長,但因為意思多而曲折,意思與意思的關(guān)聯(lián)微妙,理解寫出來就長了。這里也可以見出太史公的文章之妙。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fā)于陳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nèi),卒踐帝祚,成于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史記》十表,“三代”名“世表”,“十二諸侯”、“六國”,以及“漢興以來”各表計八表,是“年表”,唯“秦楚之際”是“月表”。時間短,事情多,變化快,非月表不能表見。變化快的特征是“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史家論長時段中的變局,每謂周秦之際最劇、最巨,而秦楚之際不過是為“漢承秦制”作過渡;但司馬遷最深的感受卻是秦楚之際的“受命之亟”,為“自生民以來未始有”,近人遇大事動言“史無前例”,司馬遷對秦楚之際有相似的感受?!疤柫钊印笔侵戈惿娑検隙鴦睿迥曛g,“受命”號令者轉(zhuǎn)移了三次,從古至今(司馬遷之“今”,非今之今)哪有這樣快過,這是怎么回事?這天下究竟怎么了?司馬遷這里提出了一個大問題,他后面要回答的。

或問:陳涉草頭王,時日不過半年,說“號令三嬗”,把陳涉也算進去,是不是湊數(shù)?司馬遷高看陳涉,雖事跡不多也特為立《世家》,置《孔子世家》后,幾于齊觀,這里更說陳涉也是“受命”。然而這“高看”并非憑空。陳涉起事后,六國紛紛起事,算不上響應(yīng)號召,形勢使然也。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但楚國貴族之后的項氏卻不爾,《高祖本紀》:項梁“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后懷王孫心為楚王”。直到確認了陳涉的死訊,項梁才立楚懷王之孫為王,見出對陳王的承認和尊重。懷王起始就是個弱主,他與諸將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卻令項羽“北救趙”,“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guān)”;項羽還是聽令的,結(jié)果“后天下約”,失去依約“王關(guān)中”的機會,這才引起怨恨,“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梢姡疤柫钊印睉?yīng)非虛言,是當(dāng)時天下大勢帶特征性的寫照。那時候群雄逐鹿打天下,也還有點立約、依約的觀念。

《月表》起于秦二世二年陳涉起事,迄于漢王五年即帝位,跨度有八年。梁玉繩《史記志疑》指出了這個事實,但因此批評史公“言五年非也”,認為應(yīng)該與史公《自序》“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保持一致,“五年”改“八年”,則梁氏非也。史公為高祖紀年,是以劉邦軍霸上、入咸陽、接受秦王子嬰服降的那一年為元年。依先此懷王“與諸侯約”,劉邦自當(dāng)“王關(guān)中”,且已經(jīng)“與父老約法三章”,秦地人民也很歡迎他,明顯有了號令的權(quán)威和事實;由此說來,“號令三嬗”,其實連五年都不到。而《自序》“八年”,說的是“天下三嬗”,與“號令三嬗”,義自有別。重要的是,此曰“五年”,彼曰“八年”,反映了史公不同的心情:《月表》為亟言從古未有的“受命之亟”,措辭宜于峻急;《自序》為已經(jīng)完成的全書作結(jié),走筆不妨舒緩。梁氏卻仿佛在以“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規(guī)范”繩史公,強令一致,“五年”改“八年”,味道都改沒了。后人對太史公書的“志疑”或“糾謬”,很多屬于吹毛求疵;此類吹求,不要緊處能見其博學(xué)和細心,要緊處適見其固陋和狹隘。

與上面一段寫“快”,寫“受命之亟”相對照,接下來一段,史公寫“慢”,寫“一統(tǒng)之難”。

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shù)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余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后乃放弒。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獻、孝,之后稍以蠶食六國,百有余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tǒng)若斯之難也。

“虞夏之興”一句,是講舜、禹個人,受禪而“在位”,靠的是善功德行,得到了“百姓”的認可和“天”的核準。虞夏尚矣,難以細節(jié)論,以下是平行的兩條線,分別講“湯武之王”和秦并天下的過程?!皽渲酢辈粏问巧虦椭芪涞膫€人為王,同時也是商和周分別以諸侯國之一,寖假而成為天下之上國,成為天下的“為王之國”。不妨比照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講的“雅典帝國”和“斯巴達帝國”,那是分別以雅典城、斯巴達城為首的城邦聯(lián)盟,為首即為帝,雅典、斯巴達是“為帝之國”,故聯(lián)盟稱“帝國”。在方國林立的世界,這樣的格局很自然。希臘世界和華夏世界的一個不同則是雅典帝國、斯巴達帝國沒有商湯、周武這樣的個人為王。秦并天下,秦帝國卻不能與雅典帝國比擬了,那是滅掉了所有的諸侯國,純?nèi)皇恰⑷皇且砸粋€人為帝的帝國。

湯武之王,各自經(jīng)歷過從他們的祖先契、后稷開始的“十余世”長期而連續(xù)的過程。秦并天下,也經(jīng)歷過從襄公始封,中經(jīng)“文、繆、獻、孝”,至始皇始完成大業(yè),長期而連續(xù)的過程,即使從孝公算起,也已“百有余載”。過程都是緩慢,都是艱苦,不同在于,商、周之王是“以德”,秦并天下是“用力”。然而史公又要強調(diào)不同中之同:“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tǒng)若斯之難也?!笔饭珔^(qū)分周、秦為“兩種大一統(tǒng)”,兩種性質(zhì)不同的大一統(tǒng),不同而仍有一同:難,“若斯之難也”。

司馬貞《索隱》解釋“以德若彼”:“即契、后稷及秦襄公、文公、穆公也”;解釋“用力如此”:“謂湯、武及始皇”。換言之,商、周、秦,祖先都是“以德”,而后來完成“一統(tǒng)”的,都是“用力”;前人積德作準備,后人用力搏成功。但這是司馬貞他自己的意思,用來解釋司馬遷的意思,是完全理解錯了。

《六國年表》前言:“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碧熳蛹捞斓兀T侯祭域內(nèi)山川,襄公卻以諸侯行天子禮,太史公既說他“僭端見矣”,怎么還會許他“以德”呢?“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話是說得很重的。襄公之僭,尚屬端倪,“章于文、繆、獻、孝”,歷經(jīng)后來諸公,就越來越彰明昭著了:“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至獻公之后常雄諸侯”,“秦之德義不如魯衛(wèi)之暴戾者”。這些難道不是“用力”,倒是“以德”嗎?司馬貞只顧索隱,連這么明白的話都視而不見!

也許因為湯武也動刀兵,湯放桀,武伐紂,司馬貞故謂湯武為“用力”。史公此處未言湯放桀,言武伐紂足可代表:“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后乃放弒”,一句三折,但語意很清楚。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一折;伐紂如囊中取物,“猶以為未可”,二折,節(jié)制和慎重,明顯德意;“其后乃放弒”,三折,以德帥力,“用力”只須輕輕一撥。此而不謂“以德”,而謂“用力”,豈非“用力”求一統(tǒng)很容易?史公竟是在自相矛盾了?

上一段講“受命之亟”,這一段講“一統(tǒng)之難”?!耙唤y(tǒng)之難”是商、周、秦的情況,“受命亟”而能穩(wěn)定下來,倒是“一統(tǒng)之易”了,這是漢家的情況。周以德,秦用力,此乃周、秦之異;周一統(tǒng)難,秦一統(tǒng)也難,此則周、秦之同。秦用力,漢也用力,這是秦、漢之同;秦一統(tǒng)難,漢一統(tǒng)則易,這是秦、漢之異。同為用力,而一統(tǒng)有難易,原因何在?下面一段(也是最后一段)就回答這個問題。

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于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杰,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于閭巷,合從討伐,軼于三代,鄉(xiāng)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qū)除難耳。故憤發(fā)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圣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圣孰能當(dāng)此受命而帝者乎。

秦始皇用李斯議,廢封建,為郡縣,自表用心是患“天下共苦戰(zhàn)斗不休”,為“求其寧息”,賈誼則說他“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究竟孰是,可先不論。重要的是客觀效果:天下的格局變了,樣式變了;一旦兵革再起,開始新一輪的打天下,打天下的方式也隨之而變了。天下成了一只鼎,可以問鼎;一只鹿,可以逐鹿;后人謂始皇為郡縣是“收天下于筐篋”。原理上竟然是、已然是:鼎,人人問得,鹿,人人逐得,筐,人人有得;只要問到了鼎,逐到了鹿,據(jù)有了筐,就可以“王天下”?!鞍苍跓o土不王”,還說什么“無土不王”呢!“無土不王”一定是當(dāng)時的成語,說的是,要得天下,須先自有土,至少是諸侯之一,以德固難,就是用力打,也得從本土出發(fā),一塊一塊吃,無從躲難。然而習(xí)成的語言要變了,變成可以“無土而王”了?!巴踣E之興,起于閭巷”,是說劉邦;其實“號令三嬗”的三個主都屬一類:陳涉起隴畝,劉邦起閭巷,項氏雖楚將之后,史公為定位,仍是“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項羽本紀》),三王都是“無土而王”,劉邦最后王成功了。

知道變化的關(guān)鍵在哪里嗎?關(guān)鍵在于:“鄉(xiāng)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qū)除難耳。”當(dāng)初秦始皇禁封建,廢諸侯,天下歸一,恰恰是幫助了賢者,為他驅(qū)除了困難,所以賢者能一發(fā)憤就為天下雄。這個“賢者”,當(dāng)然是劉邦。司馬遷這里抓住了歷史因果的重大關(guān)節(jié)點。

項羽曾經(jīng)建議劉邦:“天下匈匈數(shù)歲者,徒以吾兩人耳,愿與漢王挑戰(zhàn)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項羽本紀》)項羽莽夫,一語道出實質(zhì):打天下成了奪鼎,這就和體育比賽奪錦標(biāo)沒有什么兩樣了,可以在兩個人之間解決。劉邦笑謝:“吾寧斗智,不能斗力?!北荣愂裁纯梢赃x擇,是比賽則“是”定了。然而比賽的平臺卻是秦始皇替他們打造的,這之前從未有過,你不能想象春秋戰(zhàn)國的戰(zhàn)場上會出現(xiàn)這樣的兩個人和這樣的一幕。這一幕是創(chuàng)作,抑或紀實?是創(chuàng)作更能表明司馬遷要用文學(xué)把他抓住的歷史因果關(guān)節(jié)點牢牢坐實。此等處,文學(xué)就顯出力量了。

秦家數(shù)百年用力,那么困難、那么緩慢打下的天下,只因秦始皇把它改造成了一個平臺,“賢者”只要比賽勝利,就能據(jù)為己有。這就是所謂“大圣”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圣孰能當(dāng)此受命而帝者乎!”

而今故事有新編:某富翁私家雇一司機,富翁暴斃,遺孀下嫁,司機暴富,乃喟然嘆曰:“過去是我為老板打工乎?抑老板為我打工乎?”亡者疇昔貨殖,若斯之難,賢者今宵獲禽,如是之易;事理竟是一樣的。按太史公的意思,當(dāng)初竟是始皇帝在為高皇帝前驅(qū)打天下了。這位司機哥,毋乃俗之所謂鴻運當(dāng)頭乎?非鴻運孰能接管老板娘而一夜致億金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項羽本紀》的“太史公曰”也談到“天”,與論劉邦時的談天恰可對照,相映成趣。項羽的失敗,史公不認為是天,非但不認為是天,還對項羽的怨天“此天之亡我,非戰(zhàn)之罪也”,提出嚴厲的批評:“不覺寤而不自責(zé),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劉邦的勝利和項羽的失敗是同一件事,從項羽的失敗論,史公認為不由天,由于項羽自己犯錯誤,該自責(zé);而從劉邦的勝利論,史公則歸之于“天”,所以也就不由劉邦,無可自矜。

人的心理有一種普遍的表現(xiàn):成功歸因己,自矜功伐;失敗歸因他,怨天尤人。但事之成敗,自有其客觀的事理,心態(tài)之矜躁或怨尤則往往遮蔽事理。史公的論法,正是著眼于揭示漢家得天下的客觀事理。他先后揭示了兩重因果關(guān)系:一重大因果,秦始皇改變了天下的格局和樣式,于以“資賢者”;一重小因果,項羽犯錯誤,于以玉成劉邦。在這兩重因果之下,劉邦自己這方面的種種優(yōu)點,諸如善納諫,會用人(所謂“善將將”),以及張良善用計,韓信善將兵,周勃、樊噲虎賁之士堪用命等等,作為制勝因素也可以各得其所,但這些都是“第二義”的了;須知,項羽那方面也是有優(yōu)點、有優(yōu)勢,甚至有極佳機會的啊。

司馬遷的“談天”,錢鍾書先生概括為八個字:“不信天道,好言天命。”(《管錐編》第一冊第306頁)錢先生給“天道”、“天命”的英文釋義分別是divine justice和blindfate:“天道”意即“神圣的正義”,“天命”意即“盲目的命運”?!疤斓馈笔堑览?,最高的道理,故曰“神圣的正義”;“天命”關(guān)乎事理,事理有玄奧不能明者,故曰“盲目的命運”。上引司馬遷“談天”,論劉邦的勝利則謂“豈非天哉”,議項羽的怨天則謂“豈不謬哉”,其中亦有間接與道理、正義之類相關(guān)者,而其與事理、命運之類直接相關(guān),則很明顯,那么這是不是屬于“好言天命”呢?說得更確切些,這是不是在談“盲目的命運”呢?

道理和事理,道理說的是應(yīng)當(dāng)怎樣,符合道理,才是正義;事理說的是事實上怎樣,事理中最重要的,是因果關(guān)系。事理不明,人常歸之于天,說“天命”,說“天曉得”;道理不行,人亦抬升至天,說“天道”,說“天理”,所謂“天理不容”,其實往往是說者所持的道理不能容。三十年來中國經(jīng)濟的崛起,人稱“奇跡”,稱“奇跡”而止于贊嘆、歌頌和炫耀,不去從事個中事理的探究,等于說“天曉得”,因為事理不明。而有高明的經(jīng)濟學(xué)家出來,作了嚴格科學(xué)意義上的分析和解釋,事理明了,“奇跡”也就消解了;“奇跡”也者,不過是一個事先意想不到的事實而已。事先意想不到,事后可以解釋,對于科學(xué)認識來說,“事先意想”(即推斷)和“事后解釋”,其邏輯與方法是一樣的。有了科學(xué)的解釋之后,“奇跡”說也可以,不說也可以;說不過是文學(xué),粉飾性的文學(xué),與科學(xué)無關(guān),與史公的文學(xué)更不可同年而語。

后人讀史,于秦楚之際的“號令三嬗”,見怪不怪,無從起盲目天命的感嘆。太史公“讀秦楚之際”,不怪見怪,遂發(fā)現(xiàn)“自生民以來未始有”的“奇跡”而成立問題,進而探究事理,并且以明確的因果關(guān)系給出回答。實事求是,是為科學(xué)。即使以今日“歷史科學(xué)”的標(biāo)準視史公成立的這一問題及其解答,又安得有巨擘手能易其一字者乎?太史公成立的問題和給出的解答,重要,深刻,理性,不能視為在文學(xué)化地談什么“盲目的命運”。事理既明,猶以“天”論,那是別有一番寓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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