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枝山擅長自我炒作：寫詩炒政績 寫草書斥禮教

古代沒有報紙、電臺、電視臺，不能在報紙上留字、在電臺上留聲、電視上留相，要流芳百世困難重重，炒作起來比現(xiàn)代人不知要艱難多少倍，但中國人自有炒作的辦法。

與唐伯虎、文征明、徐禎卿齊名，并被譽為吳中四才子之一的祝枝山，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授任興寧知縣。在興寧任職6年期間，他勤政愛民，清正廉潔，卓有政績。他長途跋涉幾千里到興寧接任后，立即著手整理積壓幾年的公文。上任僅幾個月時間，就把幾年來的積案全部處理完畢，使百姓心悅誠服。這些政績在民間廣為流傳，也跟他懂得宣傳炒作有關。

1 炒政績

祝枝山為什么愿意從富裕地區(qū)到南蠻地區(qū)偏僻的小縣興寧任知縣任職呢？其實，他就和普通百姓一樣，無非是想建功立業(yè)，要建功立業(yè)就要當官，他只是命運多舛，直到年逾五十仍未被官場錄用，使他焦躁不安、異常痛苦，常常借酒消愁。五十四歲那年謁選，他總算得了一官半職，被授廣東惠州府興寧縣知縣。

他到興寧當縣長八年，做了三件有影響的事。一是維穩(wěn)。當時的興寧縣民俗不淳，社會秩序不好，有強盜常出山谷放火搶劫。他為了把維穩(wěn)工作做好，把它放到首位，組織人員對擾民的強盜進行嚴厲打擊，曾在一個早晨一次性捕獲三十多人，使縣城有了比較安定的工作生活環(huán)境。

二是抓了興寧縣志的修撰工作。這對現(xiàn)在的官場來說，此項工作干也成不干也成，因為對各級官員的政績工程自有自己的“方志辦”去收集整理。他們歌功頌德是主流，一般情況下會對負面東西失語，到哪任領導有興趣由其去干就成，還費那勞什子的神干嘛？三是“因為催繳賦稅不力受到過停薪”的處分。這“催繳賦稅不力”對老百姓來說是好事，當時既沒有集中財力物力辦大事的制度，又沒有自己可以掌握的輿論工具宣傳什么，真是難煞了他這個面皮薄的文人官員。也好在他是文人出身，舞文弄墨的事他還是拿手的，只能把政績用詩歌形式來表現(xiàn)出來。

作為任縣長的祝枝山，面對普通百姓冬糧用盡，夏糧未蒔，指望小麥收成來解決四月荒青黃不接的糧食問題，卻由于一場洪災，指望的湯餅又沒有了，這如何對得起“國家領導人”，如何對得起被代表的人民群眾？“四月大水麥不秋，五月插秧水不收，良田萬頃卷洪流”……因為有了他的這些詩句，一個始終把人民疾苦放在心上，不敢敷衍政事，每天雞鳴起床辦公，“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fā)展”的官員形象躍然紙上。

因為祝枝山善于用詩歌來炒作自己政績，使他至今仍在興寧人中留下了好名聲。

2 炒名氣

祝枝山五十七歲那年冬，奉命修興寧縣志，題名為《正德興寧縣志》。這篇縣志序中，可以看出手稿的先由行書，后而行草，最后變成狂草。它無意中成為他書法家的傳世作品中的珍品。

其實，祝枝山在到興寧前，他在蘇州的名氣就不小。難怪他在興寧呆得不順心。

他從小聰敏過人，五歲能寫徑尺大字，九歲已會做詩，被稱為神童。

嘉靖元年(1522)，六十三歲的祝枝山調往南京任京兆應天府通判。一年后，他看不慣官場腐敗辭官。無官一身輕，他的性格更加豪放不羈，尤以草書淋漓灑脫地表達他高傲不羈、憤世嫉俗的情感世界。他借“狂”來發(fā)泄他對封建專制禮教的不滿，在蘇州博得人們的無限同情。六十六歲那年，與他齊名的文征明使其次子文嘉去“許酬索字”請他創(chuàng)作書法作品：一為解決他的經濟困難，二為他的書法作品傳世。對此“機會”，祝枝山“心領神會”，借此把他平時熟念以心的行草書《古詩十九首》這件傳世精品交了“作業(yè)”，文氏父子對此贊嘆不已，刻入文征明的《停云館帖》。果然，他如此“炒作”，雖隱于鄉(xiāng)里，卻書名大振，被公認為吳門書壇領袖人物。一年后，他逝世了。

祝枝山通過這一系列的“炒作”名氣，使他以反官場腐敗、厭惡官場習氣、憤世嫉俗的豪放不羈性格、書法名家的形象樹立在人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