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皇帝”朱厚照干過哪些不荒唐的事？

如今，只要一提及明朝那些荒唐的皇帝，似乎就少不了正德，在許多史書里躍入我們眼簾的他，分明就是一位荒淫暴戾，怪誕無恥，是少見的無道昏君。因為有許多資料顯示，朱厚照天資聰穎，只要是和做皇帝無關(guān)的事兒，從斗雞走狗、騎馬射獵到吹拉彈唱，甚至于梵文、阿拉伯文，都一學(xué)就會。

據(jù)史料記載，說朱厚照“荒唐”，沒有冤枉他。朱厚照是張皇后親生，而且是嫡長子。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病逝，年僅十五歲的朱厚照順理成章登上皇位，改年號為正德。朱厚照生來好動，自幼貪玩，尤其喜愛騎射。孝宗一心想把他培養(yǎng)成為太祖朱元璋那樣文武兼?zhèn)涞氖ゾ?，所以對他的騎射游戲頗為縱容，這也養(yǎng)成了他日后尚武的習(xí)氣。

即位之初，厚照就顯示出了惡作劇的才能，在奉天殿他常常讓猴坐犬背，燃起爆竹，一時間猴跳狗奔，皇宮的莊嚴蕩然無存。原來在東宮侍奉他的那幫宦官，特別是太監(jiān)劉瑾、谷大用、張永等八人，更是得到他的寵幸。小人得志，蠻橫得不得了，眾人叫他們“八虎”。這幫人整天陪武宗吃喝玩樂，擊球走馬，放逐鷹犬。這些玩膩了，朱厚照突然想體會一下經(jīng)商的樂趣，“八虎”便出主意，在宮中模仿市集開了六家酒館、店鋪、妓院。太監(jiān)扮做老板、百姓，武宗則扮做富商。朱老板與宦官們相互貿(mào)易，討價還價，爭忿喧嘩。買完東西就上飯館，然后逛妓院，醉在哪里便住宿在哪里。

后來，他又覺得宮里太悶，規(guī)矩太多，有如牢籠，遂在皇宮西側(cè)籌建豹房。豹房位于西華門外，與宮殿相連，有室兩百多間，歷時五載落成，耗費國庫白銀二十四萬多兩。豹房建好后，厚照迫不及待地搬了進去，從此不再受宮廷內(nèi)清規(guī)戒律的限制，整天與宦官、番僧、異域術(shù)士廝混在一起，玩得昏天黑地，只在傍晚的時候會見群臣。朝中大臣照例一再規(guī)勸，厚照也照例溫言嘉諭，接著迅速置諸腦后。諸多老成之臣失去耐心，紛紛辭去，或因諫諍被升任外調(diào)，只剩三閣老李東陽等人與劉瑾周旋。名曰“豹房”，應(yīng)該是豢養(yǎng)生猛野獸、禽鳥蟲魚的處所，其中更應(yīng)以豹為主。實際上，據(jù)《萬歷野獲編》及明朱國楨著的《涌幢小品》等書記載，其中僅有文豹一只、土豹三只而已。蓄養(yǎng)得最多的是大群的各族女子，她們被訓(xùn)練成能歌善舞、充滿邪氣的妖艷私娼，供武宗狎玩。

正德四年(1509)，厚照開始喜歡蒙古人，制作了大批氈帽皮裘，動員一宮的人穿上，互相扮演韃子自娛。又與眾蒙古人策馬奔馳，往往終夜不還，投宿民家，行止與凡人不分。當(dāng)時的朝鮮使臣回國報告說，皇帝所為之事，非如陳后主、隋煬帝，而如小兒之戲。

史載，武宗“每夜行，見高屋大房即馳入，或索飲，或搜其婦女，民間苦之”。其侍臣知悉主子怪癖，竟助紂為虐，搜掠良家婦女以充“幸御”，有時竟達“十車”之多。到后來，武宗就連平民寡婦亦不放過，弄得“民間洶洶，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盡”。

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筆者對此進行過粗淺探討，發(fā)現(xiàn)這位被后人普遍認為的“荒唐皇帝”，有時并不荒唐，他確實也干過不少值得一書的事情。

其一，武宗雖然不入大內(nèi)，但是仍時常上朝聽政，批答奏章，決定國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時，就通過司禮監(jiān)傳達自己的圣旨，命內(nèi)閣執(zhí)行。即使他遠在宣府的時候，雖說大臣不許前來，但還是特別強調(diào)，奏章要一件不少地送到宣府。所以說，武宗雖是荒唐，但在大事上一點也不糊涂。

其二，武宗處事剛毅果斷，彈指之間誅劉瑾，平安化王、寧王之叛，大敗蒙古王子，且多次賑災(zāi)免賦，這些都是正德年間大事。而且，他在位時臣下仍有不少賢才，也從側(cè)面反映出這位帝王治下總體上仍有可稱道之處。特別是正德十二年，武宗率五六萬人抗擊蒙古軍取得軍事上的勝利，這與英宗率五十萬大軍而被俘，不可同日而語。此后蒙古軍長時間內(nèi)不敢犯邊，便是這次戰(zhàn)斗成果的直接證明。而且在這場戰(zhàn)斗中，武宗親自部署，戰(zhàn)術(shù)正確，指揮得法，體現(xiàn)了較高的軍事指揮才能。應(yīng)州之役，也成為武宗一生中最為光彩的時刻。

既然朱厚照并非一無是處，何以史書與后人對他是一片詆毀聲？這恐怕需要從兩個方面去分析體會了。

一是后朝史官有意貶低或污蔑前朝。我們需要認識到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那就是武宗的接班人、繼位為帝的不是他的兒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統(tǒng)的堂弟明世宗。世宗歷來對前朝的武宗既沒好感，更沒直接的血統(tǒng)關(guān)系。在此前提下，后朝貶抑前朝以凸顯繼位天子之圣明，實是理之當(dāng)然。因此，明世宗在《明實錄》的編撰中令史臣多錄其惡，絲毫不“為尊者諱”，甚或添油加醋，無中生有，把“八虎”及江彬等魚肉鄉(xiāng)里之行徑，一古腦都寫在武宗賬上，使得武宗皇帝之荒唐天下人皆知，不僅不是存在可能，反而可能性極大。

二是我們從不同史料發(fā)生矛盾處，也能看出些許端倪。按說，史料應(yīng)當(dāng)如實記載歷史，公正評價人物，但畢竟史官拿的是當(dāng)朝俸祿，不得不看最高統(tǒng)治者眼色行事，否則不說飯碗不保，連性命都可能不存。于是，不同時期的記載、不同史官的記錄，就可能出現(xiàn)不一樣的評價。如，《武宗實錄》正德十四年載，刑部主事汪金上疏諫武宗飲酒過量，疏后附有史臣的一段話：“上嗜飲，常以杯杓自隨，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權(quán)亂政，又常預(yù)備瓶罌，當(dāng)其既醉而醒，又每以進?；蛭礈?，也輒冷飲之，終日酣酗，其顛倒迷亂，實以此故。”這簡直是一副酒徒、醉漢的嘴臉。但同是《明實錄》，講到不久后武宗巡視西北邊，沿途行軍時的情景說：“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數(shù)千里，上乘馬，腰弓矢，沖風(fēng)雪，備歷險厄，有司具輦以隨，也不御。閹寺從者多病憊弗支，而上不以為勞也。”既然是終日受到群小擺布、只知沉湎于酒的愚人，怎么又成了一個孔武有力、沖鋒陷陣的英雄皇帝？

也許史料記載確實存在人為因素，也許人物評價確實存在片面看法，故而導(dǎo)致我們今人在看待歷史人物與事件時，根本無法真正了解歷史的原貌真相，充滿爭議也就在所難免。

今天，筆者談及“荒唐皇帝”朱厚照的一些并不荒唐的事，不是想為其說好話，更不是想為其翻案，主要是想通過對歷史的真實探討，便于我們更好更全面地把握人物事件，避免人云亦云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