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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和司馬懿 到底是不是一路貨色?

2017-02-11 19:08:18  來源:360常識網(wǎng)   熱度:
導(dǎo)語:二人都為各自的老東家東漢、曹魏立下過汗馬功勞。 早在漢獻帝被董卓脅迫西去長安,十八路諸侯討董卓之時,曹操就放棄了“春夏讀書、秋冬射

二人都為各自的老東家東漢、曹魏立下過汗馬功勞。

早在漢獻帝被董卓脅迫西去長安,十八路諸侯討董卓之時,曹操就放棄了“春夏讀書、秋冬射獵”的士大夫悠閑生活,毀家紓難。十八路諸侯各懷心思,真正勤王救駕的恐怕只有曹操、孫策二人。

董卓被殺,漢獻帝擺脫董卓舊部李傕、郭汜控制,千辛萬苦回到洛陽后。又是曹操,派兵接漢獻帝到許都,漂泊無定的東漢小朝廷這才獲得一個相對安定的喘息之地。

當(dāng)然,曹操由此也獲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yōu)勢,依靠代天子征伐的名號,最終平定中原,完成北方的初步統(tǒng)一。雖然被赤壁一把火燒得片板不存,落荒而逃,但也總算保住了之前的勝利成果。至少在曹操的治理下,東漢王朝不再顛沛流離,民眾也初步得到休養(yǎng)生息。

司馬懿對曹魏的主要貢獻,是在魏明帝曹叡時期。必須指出的是,曹操因觀察司馬懿有“狼顧之相”而對其猜忌壓制的故事,不一定屬實。這是晉朝史官刻意為司馬懿書寫的受害者形象,從而為司馬氏奪權(quán)營造輿論基礎(chǔ),論證其合法性。

曹操時代,曹家和夏侯氏人才濟濟,司馬懿并沒有得到太多展示才藝的機會。直到曹丕稱帝,曹魏皇室對諸王多加防范,不再放手使用,司馬懿這才獲得了獨當(dāng)一面建功立業(yè)的機會。尤其是在西北防線與諸葛亮對峙時期,盡管是堅守不出,但也沒讓諸葛亮占太多便宜,最終熬得孔明大星斗落五丈原。

曹魏立國后,最主要的威脅一直來自西方,來自以大漢正統(tǒng)自居的蜀漢。司馬懿與蜀漢最為優(yōu)秀的臥龍對峙,并將防線穩(wěn)定下來,隨后又移師東北平定遼東公孫淵,為曹魏與蜀漢、東吳開展和平競爭贏得了一個較為安定的國防環(huán)境。如果和平對耗,曹魏碾壓蜀漢、東吳是分分鐘的事。

借助時勢成就英雄偉業(yè),曹操和司馬懿都是相同的,二人功成名就之后的選擇也似乎很一樣。

曹操“托名漢相,實為漢賊”,司馬懿也不遑多讓,可以說是“托名魏相,實為魏賊”。各自為曹家和司馬氏打下了化家為國的基業(yè),兒子曹丕、孫子司馬炎分別登基稱帝,開創(chuàng)新朝。

但表面上的相似,掩蓋不住實質(zhì)上的不同。

曹操玩的主要是陽謀,司馬懿更多是陰謀。

曹操的指向很明確,就是一統(tǒng)天下,要滅誰總會事先打招呼。你看赤壁之戰(zhàn)前夕還寫信給孫權(quán),爺我已經(jīng)練好八十萬水軍,與你來一場打獵友誼賽如何?“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于吳”。短短三十字,英雄豪氣,王者意氣,躍然紙上。

絕對掌控東漢朝政后,曹操也沒有掩飾要化家為國的志向,明確說出“若天命在吾,吾當(dāng)為周文王矣”,后人比我聰明,讓他們?nèi)マk這件大事吧。

反觀司馬懿,根據(jù)一些學(xué)者的研究,最遲在魏明帝曹叡青龍二年(公元234年),即曹魏齊王正始十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變前十五年,司馬懿就已經(jīng)開始謀劃篡魏自立的反革命事業(yè)。而此時他的主子,是對其最為信任而且后來含淚托孤的曹叡。

反革命事業(yè)已經(jīng)開始磨刀霍霍,表面上還要裝成一個無欲無求、人畜無害、病勢沉重的形象。曹爽去派人去探望病情時,司馬懿裝瘋賣傻到連荊州和并州都分不清,喝口湯都要灑在衣服上,表演得真是“衰老病篤,死在旦夕”。司馬懿的詐病賺曹爽,簡直就是“詭詐權(quán)譎”一詞的生動演義。

曹操是政治家,司馬懿是政客。

曹操與司馬懿最主要的不同,其實就是政治家與政客的區(qū)別。西方政治家關(guān)心的是下一代人,政客關(guān)心的是下一次選舉。中國政治家關(guān)心的是萬世基業(yè),兆民憂樂,政客關(guān)心的是無上權(quán)力,家族利益。

曹操雖沒能一統(tǒng)天下,但至少完成了黃河流域的局部統(tǒng)一。三國魏晉時代,北方是華夏的根基,一旦北方統(tǒng)一,足以對偏安巴蜀和江東的蜀漢、東吳形成戰(zhàn)略壓力,事實上奠定了全國統(tǒng)一最主要的基礎(chǔ)。

曹操的最終目的是混一宇內(nèi),拯救萬民于水火之中,一切手段,都是為這個目的服務(wù)。

而司馬懿,只是想干掉曹家,自家當(dāng)皇帝,手段本身就是目的。

司馬家族雖然滅蜀亡吳,但司馬昭伐蜀并非是要澄清天下,他只是想借伐蜀之功,擺脫弒君即殺害高貴鄉(xiāng)公曹髦而帶來的政治道德危機“三國時代哪個皇帝的武略堪比曹操,文采勝過曹植,卻被人一槍斃命”一文),重新營造魏晉禪代的政治合法性,為司馬家族滅魏成晉的反革命事業(yè)鋪平道路。

司馬炎平吳同樣如此,也更多是為了擺脫受成之君的懦弱形象,以平吳之功增強對朝政的掌控,尤其是加大對齊王司馬攸的政治壓力。

這就是政略見長的政治家曹操,和以謀略居多的政客司馬懿,形似神不似的最大不同。曹操始終是以天下為己任,家國一體,而司馬懿眼中只有家族利益,國要服從于家。這種政客思維延及子孫,導(dǎo)致晉朝根本沒有一個新生的大一統(tǒng)政權(quán)應(yīng)該具有的開放勃發(fā)、如日東升氣象,反而是階層固化、日落西山,不久就因高層內(nèi)訌發(fā)生八王之亂,進而引發(fā)五胡亂華,幾乎把中華文明拖進亡國滅種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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