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將領白崇禧的“戰(zhàn)神”之號從何而來？
白崇禧是中華民國的陸軍一級上將，首任國防部部長，在中國近代史上，尤其是軍事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
早在1935年的時候，廣西就出版有《白副總司令演講集》，抗戰(zhàn)爆發(fā)后又陸續(xù)出版有五卷本的《白崇禧言論集》。1938年3月，第一本關于白崇禧的傳記《白崇禧將軍傳》由新中國出版社出版。兩個月后，建國書店又出版了《李宗仁與白崇禧》一書。此后數十年中，陸續(xù)有白崇禧的傳記問世，尤屬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白崇禧先生訪紀錄》和華藝出版社的《白崇禧傳》(程思遠著)兩書最具代表性。時至今日，由白崇禧將軍之子——白先勇先生編著的《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也終于問世了。
筆者對后代寫先輩的傳記始終不抱太大希望，往往會受到個人感情因素的影響去夸大傳主，對于部分不利于傳主的事件也會予以回避。白先勇也難以免俗，如對白崇禧幾次反蔣的原因大都避而不談，對白崇禧在抗戰(zhàn)期間的經歷“只褒不貶”，內戰(zhàn)時期更是“重政略軍”。
書中的部分說法也值得商榷。如該書上卷第114頁有言“父親抵京次日(指1937年8月5日)，日本各大報頭條登出——戰(zhàn)神蒞臨南京，中日大戰(zhàn)不可避免”。這里的“日本各大報”、“頭條”、“戰(zhàn)神”，直接將白崇禧捧上了“戰(zhàn)神”的地位?？墒沁@個說法有沒有可靠的原始材料來證實呢？
據調查，此說始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陸續(xù)出版的數本白崇禧傳記，但對于這一“報道”分8月5日和8月6日兩說，又都沒有提供原始依據。無奈中，筆者只得自行查閱日文報紙，遺憾的是，前后查詢五份，都沒有只字提及。這個說法到底是怎么出現(xiàn)的呢？筆者認為仍需尋找有力證據。
不過，白先勇的這本著作仍然為讀者提供了不少新的說辭，也講述了不少傳主的家事。
那么白崇禧究竟是不是“戰(zhàn)神”呢？
白崇禧一開始的戎馬生涯是和黃紹竑一起度過的。他們一起參加學生軍，一起進入武昌陸軍中學，又一起考進保定軍校三期，而且還都學步兵科，畢業(yè)后又一起分配到廣西陸軍第一師第三團當見習官。
白崇禧生來就有帶兵打仗的天性，也在軍旅初期生涯中習慣了擔當部隊主官。之后機緣巧合的是，軍校同學陳雄帶著白崇禧一同覲見孫中山，并且要到了廣西討賊軍第五師的番號。兩人興沖沖地帶著這個名義回到梧州后，黃紹竑卻嫌這個番號不響亮，三人一合計，干脆就叫廣西討賊軍，黃任總指揮，白任參謀長，廣西討賊軍的名號就這么打出來了。不過這事在黃、白、陳的回憶錄中都打了馬虎眼，他們將孫中山授予的名義統(tǒng)一改了口徑，堅稱孫給的番號就是“廣西討賊軍”，沒有師的番號。好在《陸海軍大元帥府公報》有明確記載，有興趣的讀者可找來一閱。
不管這個部隊的名義叫什么吧，黃紹竑走向獨立自主的時代來臨了，白崇禧也開心地返回到部隊，只是他覺得自己當參謀長不如帶兵，就借負責制訂部隊編制的機會，提議由自己兼任第一團團長。
黃紹竑和白崇禧雖然是老搭檔，但是他明白，兩人從廣西學生軍開始地位就完全一樣，如果在這個時候讓白當了團長，讓他有了兵權，那么在部隊中親近白崇禧的人，就會在無形中抱成一團，萬一他們擁白取而代之，后果不堪設想。
與其埋下禍根，不如扼殺在萌芽中。黃紹竑就找來白崇禧，好說歹說讓白打消了這個念頭。此后討賊軍與李宗仁的自治軍合流，并統(tǒng)一廣西，新桂系三巨頭就這樣出現(xiàn)了。按照座次，李第一、黃第二、白第三，但在實際上，黃、白之間早就由于兵權而產生裂痕，這就使白逐漸向李靠攏了。
白崇禧今后就只能當一個參謀長了嗎？當然不是。北伐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機會，當時廣西部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白崇禧自然成為該軍參謀長的不二人選。他利用部隊重編的機會，再次提出兼部隊主官的要求，這個提議照樣被黃紹竑否決。不過此時已不是黃一個人說了算，因為上面還有一個上級，那就是支持白的軍長李宗仁。
李對白的態(tài)度和黃紹竑截然相反。他知道白能打，且一直想帶兵，就給了他一個機會，讓他兼任第一旅旅長?？墒前椎倪@個旅長當得并不長，就當了四個月不到的部隊主官，且得時常照顧全軍的參謀業(yè)務，這真正帶兵的時間就更少了。那么他去哪了？
“小諸葛”的名號早已不局限在廣西一地了。當時的國軍總司令蔣介石也十分欣賞白崇禧，就把他調到總部去當副總參謀長，三個月后又讓白兼代了第二路軍總指揮，可以說，那時蔣對白可謂是絕對的重用。
可白崇禧并不領情，他知道這些部隊不屬于桂系，他想帶兵是真，但帶的是新桂系的部隊。于是他在1927年10月利用兼任淞滬衛(wèi)戍司令之機，將幾個補充團編為一個師，官兵自然是從第七軍抽調來的。兩個月后，白又從黃紹竑的十五軍那里弄來幾團人再編一個師，這兩個師就合編為第十三軍，由白自兼軍長。直到這時，白崇禧才真正如愿以償。
既已擁有一個軍了，為什么不把新桂系的其他幾個軍的指揮權都抓過來呢？其實早在第七軍擴編成七、十五兩個軍之前，白崇禧就用手中的權力大力扶持鄂籍的新桂系軍官。胡宗鐸的十九軍以及陶鈞的十八軍，都是在白的大力支持下成立起來的。加上當時擔任第七軍軍長的夏威又和白的關系十分密切。這樣一來，新桂系當時的五個嫡系軍，白一個人就掌握了四個。
好景不長，繼新桂系在1927年將蔣介石趕下臺之后，李、黃、白等人又因裁軍及諸多原因，于1929年起兵反蔣了。只是這一次，新桂系輸得傾家蕩產。在蔣的金錢攻勢下，原本抱有很大希望的武漢決戰(zhàn)，沒打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白只得灰溜溜地跟著李、黃跑到香港避難去了。這件事從側面暴露出了白不懂政治的缺陷，并使他確立了今后“重軍少政”的立場。
1929年11月，白崇禧借廣西局勢混亂之機，隨李宗仁重返廣西，并出任護黨救國軍前敵總指揮一職，中原大戰(zhàn)爆發(fā)后白又改任第一方面軍總參謀長。雖然白所制訂的作戰(zhàn)計劃在戰(zhàn)事一開始就打得湘軍節(jié)節(jié)敗退，但是桂軍并沒能將湘軍擊垮。之后粵軍入湘?zhèn)葥艄疖?，這就使桂軍更難打開局面了。
撤退，只能是唯一的選擇。但是白崇禧在這個時候卻一反常態(tài)地堅持集中兵力，要在衡陽與粵軍決戰(zhàn)。這一提案雖然得到了李宗仁的支持，但并不符合現(xiàn)實，甚至有不少白的擁護者也反對。即便如此，決戰(zhàn)還是打了，結果，自然是敗了，敗得很慘。這就直接促使了黃紹竑的退出，但卻使白崇禧上了位，成了二號人物。
白崇禧適時抓住了各路軍閥不愿與桂軍決戰(zhàn)的想法，堅決主張抵抗，使新桂系避免了滅頂之災，這使他個人的威望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兩廣合作后，李宗仁常駐廣州，將桂軍的指揮權下放給白，白就借這個機會排斥異己，并利用自己兼任廣西軍校校長的指揮大力培植親信，使他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把桂軍整成了支“白家軍”。
那么要不要取代李宗仁成為新桂系的最高領導人呢？白崇禧沒有這么做，因為他心里明白，自己不擅長于政治，與其爭著成為政治領袖，不如借著李的威望專心發(fā)展軍隊，由此開始了李、白合作的蜜月期。需要指出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軍人對戰(zhàn)爭的理解，大部分仍停留在一戰(zhàn)時期的陣地戰(zhàn)模式中，這使國軍在抗戰(zhàn)之初，不能適應新的戰(zhàn)爭模式，導致大量傷亡。白崇禧對于桂軍的訓練同樣如此，導致桂軍在投入到上海戰(zhàn)場時接連發(fā)起無謂的密集沖鋒，遭日軍重創(chuàng)。桂軍在淞滬會戰(zhàn)中不僅損失了大量優(yōu)秀軍官(旅長三名，團長四名)，也使其精銳盡喪，很長一段都沒恢復元氣。好在白崇禧經過這次教訓改變了戰(zhàn)爭觀，根據國軍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新的游擊戰(zhàn)術，并主張“積小勝為大勝”，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之后的作戰(zhàn)模式。
抗戰(zhàn)的爆發(fā)，使新桂系重新歸屬到蔣介石麾下，白崇禧也被調到中央效力，先后出任大本營副參謀總長和軍訓部部長等要職。八年抗戰(zhàn)，白指揮過兩次較大的作戰(zhàn)，一次是代理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調動大別山地區(qū)的桂軍積極出擊，策應武漢守軍。另一次是指揮桂南會戰(zhàn)，昆侖關的大捷，白也起到不小的作用。但是這兩次會戰(zhàn)，都以失敗告終，尤其是桂南會戰(zhàn)的失利，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戰(zhàn)后，他受到了降級處分。有人說臺兒莊大捷白崇禧也有出力，這或許確有其事，但需要指出的是，臺兒莊戰(zhàn)役只是徐州會戰(zhàn)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徐州會戰(zhàn)的結果，同樣是失敗了。
桂軍參加抗戰(zhàn)之后，白崇禧主張對怯戰(zhàn)分子予以嚴懲，尤其是對一批作戰(zhàn)不力或臨陣脫逃的軍、師、旅、團長或撤職或槍決，這在很大程度上為桂軍的積極抗戰(zhàn)樹立了正面形象。然而到了抗戰(zhàn)后期，白崇禧也顯露出他私心的一面。比如在1944年的桂柳會戰(zhàn)中，他將本應承擔防守桂林的幾個與他有親信關系的師、團長調走，并抽出了精銳部隊以保存元氣，反調一個新兵師來承擔守城任務，這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士氣。抗戰(zhàn)勝利之際，白崇禧甚至還違背蔣介石不讓桂軍進入南京受降的命令，暗中指示所屬第七軍一個師進城受降，給了蔣記中央一個難堪。
內戰(zhàn)中的桂軍，雖散布在華東、華中兩個戰(zhàn)場上，但鮮見硬仗，基本在打醬油。白崇禧有自己的算盤，他依然想保存實力。唯一的萊蕪戰(zhàn)役，還是因為部隊主官的異動，而未戰(zhàn)即敗。桂軍在基本沒有受到較大損失的情況下，度過了三年，而白也在1948年由國防部長調任華中“剿匪”總司令。
現(xiàn)在有不少人說白崇禧在擔任國防部長前夕曾前往東北指揮作戰(zhàn)，并在四平大敗林彪，白先勇《戰(zhàn)后國共東北之爭》一文中也指稱由于蔣沒有采信白崇禧乘勝追擊的建議，片面下停戰(zhàn)令，給了林彪喘息之機，方導致日后東北慘敗。筆者認為，此二說有待商榷。
我們知道，白崇禧前往東北之前的實際指揮者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前線指揮由副司令長官鄭洞國負責。根據史料記載，白崇禧是在5月17日奉命前往督戰(zhàn)的。這里的“督戰(zhàn)”是什么意思呢？從字面上理解就是親臨前線監(jiān)督作戰(zhàn)，那么作為督戰(zhàn)官的白崇禧有權直接干涉指揮嗎？筆者目前還無法給出結論，不過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一書對白在東北有相當長篇幅的記述(423頁-424頁)：
5月17日特派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將軍到沈陽視察。白氏在當晚與杜聿明將軍詳細分析、研究了北滿軍事情勢后，又于次日在杜將軍陪同下親臨我設在開原的前進指揮所視察……白、杜二位將軍都認為攻下四平街是不成問題的。但白將軍對于我們下一步攻占長春、永吉的作戰(zhàn)計劃卻有些憂心忡忡……莫若打下四平街后不再向長春北進，這樣一則可以緩和國內外輿論的非難，二則可以獲得整訓部隊的時間，假如與中共和談失敗再發(fā)動進攻不遲。杜將軍則力爭一舉攻下長春、永吉……這時，我們聞報右翼兵團……并未遇到解放軍的有力抵抗……這個消息使白將軍非常高興，他也預感到解放軍可能不會固守長春，遂又拉著杜將軍一同到紅廟前方視察。據說在火車上二人繼續(xù)研究進攻長春、永吉的問題……最后白氏總算放下心來，對杜說：“如果確有把握的話，我也同意一舉收復長春、永吉。那么你就照原計劃打，我馬上回去同委員長講，收復長春、永吉后再與共產黨談判下停戰(zhàn)令。”白、杜二將軍當日即同返沈陽。次日，白氏便飛回南京……
可見，“停止北進”是白崇禧的本意，又何來主張乘勝追擊被否之說。據臺灣編寫的《戡亂戰(zhàn)史》記載，國軍總攻四平發(fā)生在5月16日，也就是白崇禧抵達東北的前一天。此時國軍已占據絕對優(yōu)勢，而白抵東北的次日，即18日，林彪就經過中央的同意而放棄四平，同一天白也返回南京。試問，白僅在17日這一天，即便親自干涉指揮，對于整個戰(zhàn)局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國民黨在徐蚌會戰(zhàn)之后，精銳基本喪失。此后蔣介石被迫下臺，使新桂系登上了政治舞臺巔峰，李宗仁也成為代總統(tǒng)。但是白和李所期待的劃江而治卻沒能實現(xiàn)，在這種情況下，白就只能與中共正面交鋒了。
奇怪的是，白崇禧雖然信心十足，但卻沒能掌握住那些被他部署在兩湖的軍隊。白崇禧重蹈了1929年的覆轍，他對局勢太樂觀了。當解放軍發(fā)起渡江戰(zhàn)役后，湖北的張軫和湖南的陳明仁先后起義，這使新桂系的根據地廣西直接暴露在解放軍的面前。直到此時，白崇禧仍然困獸猶斗，他集中桂軍主力于衡陽、寶慶地區(qū)實施反擊?！靶≈T葛”的名頭雖然在青樹坪撈回一票，但是還不到一個月，他的主力就反遭解放軍的重創(chuàng)。這一次，他是重蹈1930年的覆轍了。
桂軍主力一戰(zhàn)即敗，其他各路桂殘軍自然也擋住不住解放軍的進攻了。很快，各路桂軍或滅或降，只有少量部隊逃到越南。盡管白崇禧要在廣西實行總體戰(zhàn)，盡管還有人愿賣命，但一切都是徒勞的。很快，白崇禧不得不放棄苦心經營了數十年的根據地——廣西，黯然南渡臺灣。
綜觀白崇禧一生，歷經陣戰(zhàn)無數，可謂一員杰出將領。但在實戰(zhàn)指揮上，白崇禧的優(yōu)勢則更多地表現(xiàn)在參謀業(yè)務上。用當年軍中流傳的話來說，白崇禧能入列“民國三大參謀長”而不是“三大指揮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說，“小諸葛”之名名副其實，但“戰(zhàn)神”之譽就姑妄聽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