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唯一可能挽救大明朝的人 明末戰(zhàn)略家王在晉

明朝末年，天降災變，小冰河期，北方干旱，大規(guī)模減產(chǎn)，引發(fā)了許多問題，邊患也頻頻發(fā)作，后金還在遼東叛亂，這些都是明朝必須解決的問題。當然，大家都知道，這些問題最后非但沒有解決，而且還越發(fā)嚴重，因此最終導致了明朝滅亡。

此前，關于明朝滅亡有許多觀點，比如崇禎的問題、三餉的問題，李自成的問題，后金的問題，其實都錯了，最根本的問題是財政問題，是策略問題。

所謂策略問題，主要是明朝在遼東戰(zhàn)場上的策略問題。

當時，關于遼東問題，明朝采取了長期消耗的策略，就是在關外大興土木，在寧遠、錦州這些地方修筑城池，打造所謂的“關寧錦”防線，并大搞所謂“以遼人守遼土”，以圖保衛(wèi)京師不受后金威脅。

這個策略的主導者是孫承宗，以下是他對設置整個防線以及策略的理解：

“故隨遼人之便安插于兩衛(wèi)三所二十七堡間，以土屯土。曰以遼人守遼土養(yǎng)遼人，使關外之備稍足，則關內(nèi)之防稍減。況守在關以內(nèi)則備淺薄，守在寧遠則山海已在重關，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嘗計及此乎。”

然而這個策略是全盤錯誤的！這個致命的錯誤導致了最終大明王朝的崩潰。

這個錯誤的根本是因為孫承宗根本不懂軍事，也不懂經(jīng)濟。首先是不懂軍事，孫承宗的策略在軍事上犯的是常識性的錯誤。

當時要剿滅后金，先決條件是在野戰(zhàn)能擊潰后金軍，這個條件首先就沒有達到，而在不具備這個條件的前提下，聚集再多的軍隊都是沒有意義的，只能采取守勢，可是孫承宗卻一上來就叫囂要出擊，要戰(zhàn)：

“大學士孫承宗題，奴未抵鎮(zhèn)武，而我自燒寧前……更望經(jīng)臣于虛活之著，提綴道將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戰(zhàn)，事事在戰(zhàn)，勿令跼足于十六里之內(nèi)，乃為善守關也。蓋不能戰(zhàn)決不能守，而以戰(zhàn)失守不可，以守忘戰(zhàn)不可也?！?/p>

此時的孫承宗完全理解不了王在晉為何只穩(wěn)守山海關的策略，所以他很書生氣的叫囂要戰(zhàn)，還要“人人在戰(zhàn)，事事在戰(zhàn)”，但當時的情況是五萬多潰軍能守住山海關就不錯了。

后來攆走王在晉之后，叫囂要戰(zhàn)的孫大人卻又總是不出戰(zhàn)，可人馬依然不減，這就讓人不理解了。

要戰(zhàn)你就拉出去打，一舉殲滅來個痛快的，要守就必須按照長期持續(xù)的情況來準備，那就必須節(jié)省開支，讓日常經(jīng)費降低到最小，這樣才能讓已經(jīng)非常吃力的朝廷財政有喘息的機會，這個喘息有兩層意思，一是先保住朝廷財政不至于崩潰，二是為了一舉殲滅后金積蓄力量。

但孫承宗的作法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大規(guī)模增兵添餉之后，非但不出戰(zhàn)，還大興土木高建設，兩頭開銷，那費用肯定高得離譜，最終耗盡了明朝脆弱的財政。

以下是明朝官員對老孫的總結：

“兵科給事中李魯生言，從古征戰(zhàn)未有陳師境上數(shù)年不進者，亦未有去敵既遠虛設十余萬之眾坐食自困者，有之則守戍之眾而非進取之旅也。戰(zhàn)守機宜專決于外，臣何敢遙度。但戰(zhàn)則有戰(zhàn)法，秣馬厲兵。簡卒剋乘，刻期舉事。即有大費，可期永省。守則有守法，遠斥堠，固營壘，高城深池，屯田積谷，以待事會。兵不須眾，馬不須多，庶堪持久。今以十四萬之眾，歲費六百萬，雖言唯敵是求，其實百事不辦。戰(zhàn)固未能，守亦羞稱，虛糜自弊而不虞其后，臣所為中夜彷徨，當食廢著也。樞輔當審時度勢，知彼量己?？蓱?zhàn)則用戰(zhàn)法，可守則用守法。為朝廷固疆宇，為民生惜物力，以選練為務，以屯牧為先，必不張恢復之虛聲，只在條恢復之實事。夫兵以衛(wèi)民。今畚鍤及于錦、義，而于掫乃在寧前，卒有風聲，保無魚潰鳥散，籍寇赍糧之憂乎。先時外擬以覺華、首山為二眼，今肩背在外，眼反在中，受人暗算，豈計之得。以臣愚見，山海既為神京門戶，所關棊重，必先增堞浚隍，復其形式，列臺置壘，扼其要害，而又廣設地網(wǎng)機橋之數(shù)，御其沖突。庶人心以定，敵汽斯張。即卒有不利而根本不搖，乃為完全之師耳。若進無可乘之銳，退無可憑之險，徒以耒耜為前矛，以篰屋為堅壘。慕展土之虛名，受餌敵之實禍，則臣之所大恐也?！盵吉林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編《明實錄東北史料輯(二)》熹宗 55/5-6]】

這里痛陳了孫承宗搞出尾大不掉的毛病，里面說得很清楚，在沒有野戰(zhàn)獲勝的前提下，陳兵十幾萬在自己的邊境上數(shù)年，說是進攻卻又不敢去，說是防守又感覺羞愧，這實在太糾結了，從古至今還沒人這么搞笑過。

孫承宗每年的開銷至少是五百萬兩以上，從1622年延續(xù)到1644年，在遼東白費了上億的銀子，可最終的結果卻是后金經(jīng)常到關內(nèi)來劫掠，這跟孫承宗“守在寧遠則山海已在重關，神京遂在千里之外”的初衷是完全背離的：

“故隨遼人之便安插于兩衛(wèi)三所二十七堡間，以土屯土。曰以遼人守遼土養(yǎng)遼人，使關外之備稍足，則關內(nèi)之防稍減。況守在關以內(nèi)則備淺薄，守在寧遠則山海已在重關，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嘗計及此乎?！?/p>

因此可以認為，孫承宗在關外大興土木，大肆擴軍的策略是完全失敗了，這個失敗不僅僅是戰(zhàn)術上的失敗，更可怕的是戰(zhàn)略上的失敗，它輸?shù)舻氖谴竺魍醭詈笠唤z希望，上億的白銀白白斷送在了這里，而防線卻絲毫沒有達到設計者承諾的作用，可以說這是一條貨真價實的古代版馬其諾防線。

有了這條馬奇諾防線每年的吞噬，崇禎自然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局面，這才不得不一再加餉，可依然無法彌補遼東這個無底洞。

由于遼東用度太大，朝廷不得不拆東墻補西墻，于是西北各鎮(zhèn)的糧餉長期欠發(fā)，因此導致了后來大規(guī)模的士兵嘩變，這才引出了李自成，而李自成雖然乘著朝廷財政崩潰可以打進北京，但也無力整合財政崩潰的局面，所以又被后金所乘，于是最終由改朝換代而演變成了亡天下的悲劇。

在了解了孫承宗失誤的可怕之后，王在晉的遠見卓識馬上就顯現(xiàn)出來了。

王在晉在1622年到了遼東擔任遼東經(jīng)略，他一到遼東就采取了防守的策略，加固山海關，減少各項用度，團結附近蒙古部落，首先把山海關變成天塹。

王在晉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和措施，是因為他在上任遼東經(jīng)略之前，負責過整個遼東的軍需供應，官職是“總理戶、兵、工三部侍郎”。在任期間，他發(fā)現(xiàn)遼東吞噬了朝廷大量的財政收入，好比一個無底洞，所以他立志，一旦當上遼東經(jīng)略，一定要削減遼東的開支：

“經(jīng)略王在晉奏……年來遼左軍興供億繁浩，甚以川酋造孽……皇上欲恢復遼左城郭人民，須從新肇造，芻糧、軍器須從新搬運，將來經(jīng)費不可勝算。即防守山海，而筑城、造堡、建臺、修墩、犒軍、買馬、整器、治械，所費不貲。如欲聯(lián)屬西虜，歲費尤難預計，必非司農(nóng)所能克辦也。陛下于燕閑之暇，須密密清查御帑，倘瓊林大盈之積，易竭難支，百凡內(nèi)庭供應，服御頒賞之類，俱從節(jié)縮以佐軍興。臣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p>

此外，王在晉在軍事上也是個內(nèi)行，并且非常懂得軍事和經(jīng)濟之間的關系，他在兵員和費用的使用上比孫承宗高明很多。

孫承宗最有名的策略是所謂“以遼人守遼土”，現(xiàn)在看來，就是就地取材，好像有些道理，但這是書生的看法，用這樣的策略絕對解決不了遼東問題。

當時，在遼東作戰(zhàn)有兩種選擇，一是用客兵，就是外地征集來的兵員作戰(zhàn)，二是用土兵，就是本地的。這兩種區(qū)別在于，土兵只能守衛(wèi)，不能進攻，而客兵才是進攻的。

孫承宗聚集十幾萬大軍，擺出一副進攻的架勢(謀大舉)，可卻用“以遼人守遼土”的原則，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土兵最大的問題就是要屯田，屯田就必然分散，而分散自然就不能聚集，從而擺出一副隨時被分割包圍的態(tài)勢，所以無論是寧遠大戰(zhàn)，還是寧錦大戰(zhàn)，關外明軍之間的相互應援均沒有形成有效的，基本上都是各自為戰(zhàn)，因此處處被動挨打不說，還要懇求其他軍鎮(zhèn)支援。

遼東鎮(zhèn)的開銷當時已經(jīng)超過了北方九大邊鎮(zhèn)軍費的總和，可一開打卻還需要其他軍鎮(zhèn)支援，這本身就是笑話。

此外，土兵還有個問題，就是屯田之后也可能會就地安家，而一旦安家之后再要這些土兵離開妻兒老小和家里的壇壇罐罐，去遠征后金腹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用客兵才能進攻。

孫承宗犯的根本錯誤是把遼東的兵力擴大到十幾萬，卻又提倡用土兵，這才成就了剛才所說的笑話，陳兵十幾萬在邊境上，數(shù)年不敢去進攻，說是僅僅搞些防御又很羞愧。

王在晉的策略則是只保持少量的部隊，僅僅守住山海關一帶就可以了，這樣每年省下來的銀子有好幾百萬，積攢起來，等待時機，時機一旦成熟，猛然增加大量客兵，一舉殲滅后金。因此，王在晉的策略才是唯一能解決問題的，而孫承宗和袁崇煥那一套以遼人守遼土的東西則是永遠也沒有可能消滅后金的。

如果使用了王在晉的策略，那首先可以保證明朝財政不至于崩潰，也不至于引發(fā)李自成那樣的潰兵嘩變，以及其他問題，能讓國內(nèi)消停許多，還可以積蓄力量，司機解決遼東問題。

在了解了這些之后，會發(fā)現(xiàn)，王在晉其實是唯一一個能在當時解救大明王朝的人，如果他不被孫承宗攆走，繼續(xù)擔任遼東經(jīng)略，那整個歷史都會改寫，可惜明朝的運氣不好，貪上了孫承宗這種庸臣。

當然，王在晉雖然在天啟朝的時候失去了遼東經(jīng)略的職務，沒有機會去改變歷史，但在崇禎朝開初的時候，他作為兵部尚書，又有了機會去解決遼東問題了。

崇禎時期，雖然遼東的局面已經(jīng)很糟糕了，明朝的財政也被損耗得非常厲害，但如果及時調(diào)整政策，還是有一絲希望的。這時候有兩件事必須抓緊，一是做好朝鮮和薊鎮(zhèn)附近蒙古部落的聯(lián)絡工作，支持東江鎮(zhèn)，共同做好對后金的牽制，二是逐步收縮遼東的防線，不要再大興土木了。

做好各方的聯(lián)絡工作，首要任務就是抵制后金的議和，因為一旦明朝和后金議和，薊鎮(zhèn)周圍的蒙古部落和朝鮮肯定會受到很大打擊，因為他們素來站在明朝一邊，跟后金多有摩擦，而一旦明朝和后金議和，那他們自然沒有必要再保持跟后金的敵對狀態(tài)，明朝對后金的封鎖之勢就被徹底瓦解了，一旦瓦解，很有可能被后金各個擊破，或者拉攏到旗下，如果這樣的情況發(fā)生了那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可能會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嚴重局面。

然而袁崇煥此時醞釀的幾件事情卻就是大興土木以及跟后金議和，并且還要試圖謀害對后金有很大牽制作用的東江總兵毛文龍。一旦這三件事情完成，那后金就完全被解脫出來，可以任意出擊了。

以下是袁崇煥的說辭：

“今日恢復遼東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人養(yǎng)遼人，守為正著，戰(zhàn)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

看看袁崇煥這些說辭，在了解了“土兵”和“客兵”的區(qū)別之后就知道，他還在搞老一套，他這一套是永遠解決不了遼東問題的。當然，后來老袁又整了新說辭，說他用十二萬人就足以解決后金了：

《大庫史料》卷十五 “督師袁崇煥為商定恢復之謀等事……關寧之十二萬為正，東江之二萬余為奇，薊門之一萬二千為援，已足平奴。”

一看這種說法就是牽強的且不負責任的。薩爾滸之戰(zhàn)明軍超過十萬，廣寧大戰(zhàn)時明軍有十五萬，這兩次作戰(zhàn)都輸?shù)煤軕K，而孫承宗時期雖然空有十幾萬人馬，但柳河之敗足以說明關寧軍根本不堪一戰(zhàn)(前鋒營過河中埋伏才損失幾百人，沒過河的后隊一晚上逃散了幾萬人)，那老袁憑什么用十幾萬人擺平后金呢？(除了議和他還有別的選擇嗎？)

聽了他這樣的策略，又聽說他保證五年內(nèi)解決遼東問題，許多大臣都表示懷疑，就問他，憑什么五年之內(nèi)解決遼東問題？可是老袁的回答卻讓人驚訝，他說要從東江入手來解決這個問題：

“丁卯 大學士錢龍錫疏言，御史高捷專論臣與袁崇煥交通殺毛文龍……崇煥七月陛見，臣與次輔李標等四人遙見崇煥相貌不揚，退而相謂此人恐不勝大事，召對時又見崇煥以五年復遼自任，因時往詢訪，叩其方畧，崇煥云：恢復當從東江做起，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亦不難?！?/p>

這種回答非常詭異，你用土兵屯田，一輩子不能出擊去殲滅后金，但卻放言能五年復遼，這就很奇怪了。但老袁的算盤是議和，因為一旦議和成功，那就根本不需要出擊去殲滅后金了，而他的壓力也就沒有了，但東江鎮(zhèn)肯定不同意議和，因為東江鎮(zhèn)都是從后金刀下滾過來的遼民，他們都希望恢復自己的家鄉(xiāng)，絕對不容忍議和，所以老袁必須解決東江鎮(zhèn)的問題。

之前，有人說老袁是為了什么統(tǒng)一指揮權去殺毛文龍，接管東江，以便統(tǒng)一行動，一舉殲滅后金，這種說法在老袁部署面前顯得相當可笑，老袁關寧十二萬為正，薊門一萬二為援，東江只用了兩萬還僅僅是“為奇”，試問就因為兩萬“為奇”的指揮權而去殺毛文龍是不是太夸張了？

如果只是需要多兩萬人，那登萊的部隊肯定聽話，湊個兩萬不是很容易嗎？

有些人腦補說老袁是因為必須拿到東江鎮(zhèn)指揮權才能有效出擊殲滅后金，現(xiàn)在基本可以閉嘴了。首先老袁就沒有出擊的可能(十五萬擺平后金是不可能的)，其次登萊的水師湊兩萬非常容易，老袁不缺這點兒人馬，何況他還沒有電報電話，登萊指揮旅順都嫌遠，后來干脆給了毛文龍指揮，而他老袁遠在關寧，若給旅順發(fā)個指令比登萊還遠，又怎么指揮東江？所以說老袁殺毛文龍完全是為了議和，最后被定成“謀款則斬帥”一點兒都沒有冤枉他。

而一旦搞議和又不出擊，那大興土木自然是政績的標桿，所以老袁搞議和、殺毛文龍、繼續(xù)大興土木的思路很是自然，但卻完全是敗壞局面的頂級思路。

一旦袁崇煥的計劃實施了，那肯定要給遼東將帶來無可估量損失，并且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果然后金史無前例的打到了京師)。

而此時王在晉正好是兵部尚書，他當然堅決反對議和，袁崇煥曾派人來游說，可是碰了釘子，于是糾集黨羽陷害王在晉：

“比袁崇煥為督師于御前力任五年滅奴，且矢誓焉。后知奴不能即滅，乃陰許奴和，有通官參將張定者進京至兵部講款，余時為本兵立叱之，知余不可紿也。崇煥乃致語眾宰王公射斗曰：要邊上做事須易本兵，王公密告余，旋圖避路，而奸黨構謀借惠安敕書事，侍御吳玉與余為難矣。余歸崇煥得信心行事”

這是王在晉自己寫的一則按語，記錄了他被袁崇煥及其黨羽陷害的經(jīng)過，王在晉被罷免了兵部尚書之后，袁崇煥便開始實施了他的計劃。

首先老袁跟皇太極頻繁通書議和，議和過程中他突然自行決定去一趟東江鎮(zhèn)，到了東江之后，他越權違制且以私刑的方式謀害了毛文龍。

在搗鼓議和、斬帥的同時，老袁也開始著手修復已經(jīng)放棄的錦州，繼續(xù)推行孫承宗那一套大興土木的無用之策。

然而，在東江癱瘓且議和搞到一半之時，后金猛然發(fā)現(xiàn)是個機會，此時朝鮮和薊鎮(zhèn)附近的蒙古部落已經(jīng)不是明朝的鐵桿了，所以周邊的牽制已經(jīng)減弱到了幾乎沒有的地步，完全有出擊的機會，于是皇太極長途奔襲，繞道薊鎮(zhèn)，突襲京師，結果大獲成功，這就是著名的已巳之變。

如果王在晉不被陷害，依然擔任兵部尚書，明朝應該還是有機會在崇禎初年逐步收拾遼東殘破局面的，可惜王在晉的再次離職，最終未能挽救大明王朝。

當年明月曾評價孫承宗是唯一一個能改變大明王朝命運的人，也對也不對，不對是因為他認為孫承宗能挽救大明王朝，對是因為其實孫承宗是害了大明王朝，而王在晉則是在當時唯一一個真正能挽救大明王朝的人，可惜他總是遭孫、袁師徒二人構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