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后半生成為“歌德派”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是民國學術(shù)史上一位巨子。以創(chuàng)造社的浪漫主義和理想情懷，揮動如椽巨筆，縱橫捭闔，酣暢淋漓，給民國學術(shù)的天空，留下了幾多“正能量”。郭沫若的膽識，《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可窺一斑。

晚清民國，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轉(zhuǎn)型，知識分子身上流淌著士大夫的情懷，學術(shù)和政治一致百慮，殊途同歸，游走在政學兩界，可謂常態(tài)?？偟内厔?，學者和政治分途。因為，大勢已去，所以，后輩學者，就不如前兩代學者，那么揮灑自如。尊重社會分工，讓學術(shù)的歸學術(shù)，讓政治的歸政治，是所望焉！

百年中國史家，大體上，存在三種狀態(tài)。積極參與政治，政治化大于學術(shù)化，鄒魯、郭沫若，可以說走得這種路子；單純做學問，關(guān)切政治，呂思勉、陳寅恪、錢穆，可以說很有典型性；第三種，最有意思，介入政治，但，保持獨立的人格，胡適、蔣廷黻兩位先生，很有代表性。

筆者看來，中國新史學的兩位開山，梁啟超和王國維，曾經(jīng)深度介入政治，但，都保持了士大夫的獨立人格。梁任公是一位“政治迷”，晚清民國的政治史上，寫下濃筆重彩。王國維先生在大歷史的轉(zhuǎn)型時代，保持自己的操守，忠于舊朝，甚至于1927年投昆明湖“殉清”。

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的出現(xiàn)，體現(xiàn)了歷史的必然，有著深刻的時代際遇和因緣。20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zhàn)，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家，應(yīng)運而生。大體而言，史學五老，既是革命家，也是學者，革命家和學者，兩種職業(yè)，合二為一。馬克思主義史學與史料學派，形成雙峰對峙的生態(tài)格局。唐德剛先生，曾經(jīng)指出：馬克主義史學家，有著絕大的是非觀念，誠哉斯言！因為，這一派史學家，是帶著地圖的旅人，對于歷史的大勢，有著明晰的判斷。比如古史分期、農(nóng)民起義，歷代史家視為糊涂賬的地方，馬克思主義史家絕不放過，快刀斬亂麻，給出自己的解釋。

筆者看來，歷史學令人著迷的地方，就在于對大歷史，給予合適的解說。如果存在過度解釋，就有可能出現(xiàn)主題先行，以論代史的情形，失之于空疏。范文瀾先生曾經(jīng)問學于黃侃、陳漢章和劉師培，《群經(jīng)概論》、《文心雕龍注》，體現(xiàn)著老先生乾嘉學派根底。但，這位老夫子，不滿足于國學，與時俱進，成長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師，難道是偶然的嗎？郭沫若與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三位先生，合稱“甲骨四堂”，早有定評。侯外廬翻譯《資本論》，呂振羽對農(nóng)村社會的理解和把握，都是真功夫。

幾番風雨，幾度春秋。歷史的纖繩蕩悠悠?；氐角螌W派，已經(jīng)成為潮流。張維華先生在1981年，很有感慨：目前史學界有一個偏向，好研究小題目，忽視大問題，不求融會貫通。思想退出，學問凸顯，到頭來連小問題都不一定能夠看得到了。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過去史學界如雷貫耳的名字，不少后生竟然沒有聽說過。不亦悲哉！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文化大革命已經(jīng)結(jié)束三十五年了，但是，思維方式和社會土壤，并沒有根本的改觀。

此情此景，很讓人感傷！

吳晗寫朱元璋時，心理面是要把朱元璋寫成蔣介石的，但是，1949年之后，朱元璋被定義為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吳晗就要忙著改寫朱元璋了。郭沫若先生聽毛澤東說‘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么寫，劇里這么演，老百姓這么說，那是封建正統(tǒng)觀念制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tǒng)，這個案要翻?！?959年2月，郭沫若寫出《蔡文姬》，開宗明義，替曹操翻案。

郭沫若先生后半生，面對全能政治的生態(tài)，閃轉(zhuǎn)騰挪，空間實在有限，與世俯仰，載沉載浮，成為“歌德派”，既有屈尊紆貴的無奈，又有制度層面的理路，堪稱轉(zhuǎn)型時代，獨一無二的典型。歷史的隱衷，已然隨著當事人的離世，化為一縷云煙。

1953年4月，郭沫若為成都杜甫草堂撰聯(lián)：世人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郭沫若對詩圣的評價，很中肯。1962年6月，郭沫若發(fā)表《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紀念杜甫誕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李白逝世一千二百周年：“我們要向杜甫學習，也要向李白學習，最好把李白與杜甫結(jié)合起來。李白與杜甫的結(jié)合，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結(jié)合?！闭怯捎诠舻耐瞥?，杜甫成為世界文化名人。郭沫若先生對杜甫有著如此深情厚誼，堪稱杜甫的異代知音?。?/p>

九年以后出現(xiàn)了令人遺憾的事情，郭沫若先生于1971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著《李白與杜甫》，一反常態(tài)，條分縷析杜甫的“階級意識”、“門閥觀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終身”。郭沫若氏，將階級斗爭貫穿在這本著作的始終，這樣一來，不僅杜甫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統(tǒng)治階級的立場，而為地主階級、統(tǒng)治階級服務(wù)的，杜甫《三吏》、《三別》，思想性、藝術(shù)性都是成問題的，鄙陋不堪。郭沫若先生，對待杜甫，不僅有失厚道，還要踏上一只腳，讓杜甫永世不得翻身。這時候，帶著地圖，就已經(jīng)完全變成了有色眼鏡。

遺憾的是，這樣一位才情橫溢的學者，日后竟然匍匐在政治的腳下，令人嘆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