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收沙俄50萬兩賄賂流言如何傳遍天下

有關李鴻章、張蔭桓“受賄”的說法源自俄國方面，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與此相關的立論依據(jù)主要包括沙皇時代財政大臣維特伯爵(CountWitte)的回憶錄、《紅檔》雜志披露的彼得堡方面與駐華官員收買中國大臣的往來函電，以及蘇聯(lián)學者鮑里斯·亞歷山大羅維奇·羅曼諾夫(B.A.Romanov)首先利用過的沙俄財政部檔案。

最先向世人公開披露此事的是維特的回憶錄。1921年，在維特死去6年后，經(jīng)美籍俄羅斯人亞伯拉罕·亞爾莫林斯基(AbrahamYarmolisky)整理編譯，以維特手稿為依據(jù)的《維特伯爵回憶錄》首先在倫敦以英文出版。該書中譯本于197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由傅正翻譯。以下引述維特回憶錄均據(jù)該版本。據(jù)回憶錄稱，在旅大交涉中，為了推動雙方迅速達成協(xié)議，避免俄軍強行占領旅順口時發(fā)生流血事件，維特曾指使俄國財政部駐北京的代表璞科第(D.D.pokotilov)去見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和張蔭桓，希望他們勸說慈禧太后與俄國早日達成協(xié)議，并允諾饋贈李、張各值50萬盧布和25萬盧布的貴重禮品。維特坦然承認，這是他“在與中國人辦交涉中，第一次借助于行賄”。李、張曾被俄國人收買的說法由此傳播開來。1923年，德裔俄國學者約瑟夫·弗拉基米羅維奇·黑森(Hessen)根據(jù)維特的各種遺稿(包括手寫稿和打印稿)，將回憶錄重新整理成三卷，內(nèi)容比亞爾莫林斯基的英文節(jié)譯本要充實和詳盡一些。1923—1924年蘇聯(lián)國內(nèi)據(jù)此出版了俄文版的維特回憶錄該版本的中譯本取名《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由張開翻譯，于1983年和1985年由新華出版社分兩冊出版。，其中有關賄賂李、張的表述基本與英文版一致。

不知是否受到了亞爾莫林斯基整理的《維特伯爵回憶錄》的影響，蘇俄國內(nèi)以整理刊布沙皇時代檔案為宗旨的《紅檔》雜志(舊譯作《赤檔》)在1922年第2卷公布了21件藏于外交部的檔案資料，名為“關于收買中國大臣李鴻章和張蔭桓的電稿”。這組彼得堡與駐華官員之間的往來函電表明，1898年初俄國駐華代辦巴甫洛夫(pavlov，也譯作巴百羅?；虬桶僦Z福)與璞科第一起，先是為取得對華借款權(quán)曾對李、張進行過利誘，許諾分別饋贈50萬兩和20萬兩的禮物;后來又為租借旅大之事再次與二人“作機密談話”，向他們承諾，假使旅順口及大連灣問題在俄方指定期間辦妥，并不需要俄方的非常措施時，“當各酬他們銀五十萬兩”。根據(jù)電函所言，租借協(xié)定簽訂后的次日(3月28日)，璞科第付給李鴻章銀50萬兩。至于給張蔭桓，一直到這年9月21日戊戌政變發(fā)生時，俄國人“尚未支款給他”。10月4日，巴甫洛夫同意付給已在流放途中的張蔭桓(政變后被革職發(fā)配新疆)1.5萬兩。這些原始檔案的公布，客觀上為維特回憶錄首次披露的李、張“受賄”的說法增添了有力的佐證。

俄國史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一直在深入。1924年，鮑·亞·羅曼諾夫發(fā)表《李鴻章基金》一文。該文刊載于《階級斗爭》(彼得格勒，俄文)1924年第1、2期合刊，第77～126頁。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左鳳榮女士在俄從事學術(shù)訪問期間特代為復制了此文;北京大學歷史系李偉麗同學幫助翻譯了部分內(nèi)容，在此一并致以謝忱。作者認為，作為俄國遠東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從1896年開始沙俄政府為了修建中東鐵路及獲得在東三省的利益，先后實施了一系列賄賂中國官員的活動，旅大交涉中對李、張的賄賂只不過是其中的一次而已。文章對1897—1898年間租借旅大過程中俄國政府的決策進行了全面的考述，除了《紅檔》雜志選登的電稿和維特的回憶錄之外，作者還引證了財政部總務司所藏沙皇時代檔案等資料。羅曼諾夫指出，實際上俄國人“于1898年3月18日(公歷30日)付給了李鴻章六十萬九千一百二十盧布五十戈比，于1898年5月和11月付給了張蔭桓五萬一千一百七十一盧布一戈比，共計六十六萬二百九十一盧布五十一戈比”。在1928年出版的《俄國在滿洲(1892—1906)》該書由列寧格勒葉努基杰東方學研究所出版社出版。和1947年出版的《日俄戰(zhàn)爭外交史綱》該書1947年由蘇聯(lián)科學院出版社出版，1955年修訂再版，1976年據(jù)修訂版出版了中譯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需要指出的是，中譯本將俄國人兩次一共付給張蔭桓的總額誤譯為“十五萬一千一百七十一盧布一戈比”。兩部著作中，羅曼諾夫重申了李、張在旅大租借交涉中“受賄”的結(jié)論。

絕大部分中國人知道李鴻章、張蔭桓“接受俄國人賄賂”之事，可能是通過王光祈1928年翻譯出版的《李鴻章游俄紀事》一書。這本書系譯者根據(jù)德文本《維特伯爵回憶錄》中四章有關中俄交涉的內(nèi)容翻譯整理的。在俄國史學界已利用檔案資料對李、張“受賄”問題研究取得重要進展的時候，中國人才剛剛從維特回憶錄中得到這種聞所未聞的說法，相比而言已落后不少。譯者在敘言中說：“關于旅順大連條約，維氏向李鴻章張蔭桓行賄一事，至今真相不明。惟據(jù)友人中之研究當時史事者，則謂李鴻章似未收受此款;歐戰(zhàn)以后，清理華俄道勝銀行，其中曾有華人存款，而姓名不可查考，或即系此項款子。但是，此外又有人疑此項款子，系為太后所得，云云。至于張蔭桓遣戍新疆之際，聞出京時，有向俄使索款之說，則頗跡近嫌疑矣。”從譯者謹慎的表述中可以看出，盡管論說不一，有關這個問題已在小范圍內(nèi)有過討論。作為維特回憶錄節(jié)本的《李鴻章游俄紀事》，對李鴻章、張蔭桓“受賄”說法在中國的流傳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該書至今在學術(shù)界仍有很大影響。

中國史學界較早關注這個問題的似乎是蔣廷黻。1929年他在《評〈清史稿·邦交志〉》中評析俄國租借旅大時說：“中國之租旅大與俄，大半固由于俄人兵力之壓迫，即《邦交志》所謂艦隊入旅順口率兵登岸，兵屯城外諸行動是也。然不盡然。近蘇俄政府所發(fā)表帝俄時代外交公文中有二電稿，頗能補吾人之不足?！贝宋淖钤绨l(fā)表在《北海圖書月刊》第2卷第6號(北平，1929年7月)。于是他列舉了反映1898年3月21日(俄歷3月9日)博可笛洛夫(璞科第)秘密會晤并利誘李鴻章、張蔭桓和3月28日(俄歷3月16日)交銀50萬兩給李鴻章的兩份電報加以說明問題。蔣廷黻在文章中標明這兩份電稿“選自Steiger，ChinaandOccident，1927，p.71”，見《中國近代史(外三種)》，105頁，這說明《紅檔》披露的有關材料已受到西方學者的注意。蔣廷黻進一步解釋說，“或者李氏之意以旅大之租借勢不能免，五十萬之巨款何妨收之。然李氏既與俄國訂同盟秘約(此事《邦交志》不提，然其為事實則無可疑，中國政府已在華府發(fā)表其條款——原注)，而俄國又以助華防護為口實，則俄國礙難先以武力施之于其所保護者，俄人之以定約在限期未滿之先為納賄之條件者，其故即在渡過此外交之難關。旅大之喪失史，固不如《邦交志》所傳之簡單也”。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外三種)》，105頁。言詞之間似認為李鴻章“受賄”實有其事。從目前發(fā)現(xiàn)的材料看，蔣廷黻應是首次利用俄國檔案研究旅大“受賄”疑案的中國學者，不過，他的研究并沒有引起其他學者相應的關注。1935年出版的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在研究俄占旅大事件時，仍然只引用維特回憶錄。不過，其結(jié)論則與蔣氏相近，他評論道：“維特所言夸張己功，所敘之情節(jié)，不同于中國史料，但其所言賂賄，蓋非誣語，此豈總署仍主聯(lián)俄原因之一乎？”這一時期其他關于中俄關系史的著作則基本沒有涉及此事。如陳博文《中俄外交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文公直著《中俄問題之全部研究》(上海，益新書社，1929)及何漢文著《中俄外交史》(上海，中華書局，1935)等著作中均未涉及該問題，或因該問題復雜而回避之，具體原因不詳。

李鴻章、張蔭桓“受賄”的說法在中國史學界被普遍接受與羅曼諾夫的《俄國在滿洲(1892—1906)》一書的翻譯出版有重要關系。1937年民耿將該書譯為中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作《帝俄侵略滿洲史》，蔣廷黻為之作序?，F(xiàn)在通常見到的為198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譯本，易名為《俄國在滿洲(1892—1906)》，譯者為陶文釗等，以下本文所引均據(jù)該版本。該書前兩章由《李鴻章基金》一文擴充而來，書中除詳盡研究租借旅大的原委外，更重要的是以檔案為依據(jù)，指出1896年李鴻章赴俄簽訂《中俄密約》期間，俄國已對其實施收買政策。參見羅曼諾夫：《俄國在滿洲(1892—1906)》，106～107頁。關于1896年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是否接受巨額賄賂，學界同樣存在爭議。因該問題同樣很復雜，本文不擬涉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編寫的《中國近代史稿》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中對此似采取了存疑的態(tài)度，書中將有關爭議放在頁下注釋中(見該書，415頁)加以說明;相比而言，同書有關旅大交涉中李、張受賄的情況則在正文中敘述(見該書，426頁)，基本持肯定意見。這使得1898年李、張“受賄”之事似乎有了更充足的理由。應該承認，這部著作的翻譯擴大了李鴻章、張蔭桓“受賄”說在中國學術(shù)界的影響，羅曼諾夫在書中引用的《紅檔》雜志也為中國學者所熟知。以20世紀40年代后期出版的陳復光著《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為代表，本書為國立云南大學文法學院叢書乙類第一種，1947年8月在昆明出版。國內(nèi)學者開始以維特回憶錄及羅曼諾夫的研究為依據(jù)，陸續(xù)采納了李、張“受賄”的觀點。1949年以后，隨著史學界對洋務運動及其代表人物李鴻章的基本否定，特別是1957年《紅檔雜志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的出版，所有涉及旅大交涉的著作基本上承襲了李、張“受賄”的說法。在這些著述中，梁思光的《李鴻章賣國史》(天津，知識書店，1951)和胡濱的《賣國賊李鴻章》(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兩本小冊子雖系通俗讀物，卻頗能代表當時學術(shù)界的基本傾向。20世紀60年代以后，在中俄關系史研究中，肯定李鴻章、張蔭桓接受過賄賂的說法完全占據(jù)了主導地位。

其實，從這一說法在國內(nèi)流傳開始，許多人便將信將疑，前引王光祈譯《李鴻章游俄紀事》敘言中即有反映。20世紀60年代后，一些從事李鴻章及洋務運動史研究的學者對李氏“受賄”的說法公開表示懷疑。臺灣學者雷祿慶以為維特所說“受賄”之言“似屬虛妄”。已故史學家陳旭麓先生在1988年的一次學術(shù)研討會上發(fā)言認為，有關李鴻章受賄之事，缺乏實證性的材料，殊難根據(jù)“孤證”作出結(jié)論;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如果維特所說屬實的話，那就很難洗清李鴻章的賣國賊罪名”。如果說上述懷疑仍然很謹慎的話，袁偉時、余明俠則非常明確地對李鴻章“受賄”說予以否定。參見袁偉時：《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318頁，1992;余明俠：《關于李鴻章接受俄國賄賂出賣東北鐵路權(quán)益一事的辨析》，見沈寂等主編：《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安徽人》，90頁，合肥，黃山書社，1994?？傮w看來，這些異議主要是圍繞對李鴻章的評價展開的，大部分學者將李在旅大交涉中的“受賄”與他1896年簽訂《中俄密約》時的“受賄”嫌疑聯(lián)系起來評判，而且大多仍停留于論點的申述上，對該問題的具體論證顯得不夠有力。他們將癥結(jié)放在維特回憶錄(其實這是一種并不精確的證據(jù))的可靠性上，為李鴻章辯解，實則未切中要害。歸根到底，問題的關鍵仍在于俄國檔案記載的內(nèi)容是否可信。

事實上，上述俄國方面的材料(包括維特回憶錄和檔案資料)反映的細節(jié)彼此是有出入的，這些很少受到人們的注意。《紅檔》所刊函電表明，1898年春俄國人曾兩次與李、張密談，對他們進行利誘;稱允諾饋贈李、張各50萬兩和20萬兩是為了借款交涉(因借款未成，俄國人并未支付)，后來為旅大交涉又許諾給每人50萬兩。維特回憶錄則稱向李、張允諾饋贈各值50萬盧布和25萬盧布的貴重禮品是為了促成租借旅大之事，后者記憶似不準確，可能是將借款與租地二事混淆了?！都t檔》選登外交部檔案與羅曼諾夫在《李鴻章基金》中所引財政部檔案反映的情況也有差異：璞科第密電中稱至1898年9月尚未付款給張蔭桓;同年10月巴甫洛夫同意支付張1.5萬兩，這與財政部檔案中記載5月和11月兩次付給張“五萬一千一百七十一盧布一戈比”的記載也明顯不同。羅曼諾夫可能注意到了這些差異，但我們似乎沒有看到他作出過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