辮子王朝的閑話 清朝到底什么地方招人愛了？

曾經(jīng)有那么一個時期，一打開電視，換臺不過三，就會出現(xiàn)梳著大辮子的清朝男人的形象，占據(jù)主角位置的多半是愛新覺羅氏的孫男孫女們，以及他們身邊被割掉了命根子卻依然笑容可掬的太監(jiān)。如果民初的人能活過來看看這場景，說不定以為當年的宗社黨甚至張勛的辮子軍又回來了。20世紀的歷史變化就是這么奇妙，在它的上半葉，至少對于那些時髦的學生來說，男人腦后的辮子還是恥辱、難看、惡心和愚昧的象征，老外就是拿這東西來開中國人的心，甚至名之曰“pigtail”(豬尾巴)，這尊稱，曾經(jīng)讓多少清末的有志青年感到痛不欲生。然而到了世紀末，那東西居然成了最前衛(wèi)的時髦。即使不以前衛(wèi)自命的一般人，大概十有八九對男人留辮子的形象也看得很順眼了。當然，我在此并沒有掀起反滿抗清的意思，只是覺得奇怪，為什么人們對于清朝特別是清朝的皇家那么感興趣？康熙和乾隆已經(jīng)被捧到了天上，幾乎一談到有作為的君主，十有七八是在說他們二位，真是難為了那些編本子的高手，怎么就會編出這么多的故事和那么多溢美之詞安在這二位頭上？就連一向聲譽不佳的雍正，也被煽情得活像我們的好總理。就算都是“戲說”吧，那中間的人物可都是真名實姓的皇帝，不是隨便的什么阿貓阿狗。清朝總共十位皇帝，加上入關(guān)前的兩位，大概全都過過電，而且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至少是值得同情的形象。愛新覺羅一大家子明星，要比的話，只能比誰出鏡率高。試想，中國歷史這么多朝代，包括我們一向號稱最牛的漢唐盛世，有哪一個能與之相較呢？

到底是因為學界對于清朝異乎尋常的熱情，最終點燃了國人對于清朝特別是清朝皇帝的興趣呢，還是本來就有的市場吸引了作家和影視人甚至學人？這大概是又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老問題。雖然人們都說現(xiàn)今知識分子已經(jīng)邊緣化了，但學界的鼓吹，卻像大出殯的鑼鼓，依舊能引起人們的注意，王國維、陳寅恪包括那生在南洋、仕在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的辜鴻銘的書能夠擺到地攤上熱賣，學人們對這些人的先期熱情顯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過如果沒有某種特別的心理契合，即使學人再怎么熱情似火，就算再加上媒體的煽風點火，老百姓那里沒有相應(yīng)的引火之物，恐怕火也燒不起來的。

然而，清朝到底什么地方招人愛呢？如果我們從學理上考究起來，好像這個朝代也沒什么過人之處。它的制度基本上是照抄明朝，只做了少量枝節(jié)性的修改，比如中央六部分設(shè)滿漢兩套官員，中樞機構(gòu)添設(shè)了軍機處。一則疊床架屋，平添了臃腫，一則跟明朝設(shè)內(nèi)閣的初衷差不多，不過是給皇帝再添設(shè)了一個秘書班子。大多數(shù)地方，就是一味照抄，結(jié)果出了不少笑話，《大清律》上居然有關(guān)于衛(wèi)所士兵的條文，而衛(wèi)所制度在明末已經(jīng)廢除，清朝是沒有衛(wèi)所這種軍事體制的。顯然，清朝修律者的工作只是將《大明律》換了個封皮。被學者們津津樂道的秘密建儲制度，實際上的效果怎樣還很難說，因為這個制度的真正實行，不過三代，而咸豐以后的皇位繼承，都由西太后一個人包辦了。以區(qū)區(qū)三代來檢驗并且說明一種繼承制度的優(yōu)劣，顯然不足以服人。至于說清朝的邊疆政策高明，所謂“明修長城而清修廟”，好像清朝對待游牧民族的政策格外聰明。其實細究起來卻并非如此，因為滿族本身就是北方游牧或者游獵民族的一支，在入關(guān)之前，已經(jīng)與蒙古等民族結(jié)成了牢固的同盟，提倡喇嘛教不過是維持其同盟的因素之一，既然明朝修長城所要防范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已經(jīng)變成了統(tǒng)治民族，那么自然不會有哪個傻瓜還會去修長城。即使退一步說，修廟的確比修長城高明，但利用宗教來維系與少數(shù)民族的關(guān)系，也并非清朝的發(fā)明。對于早先沒有結(jié)盟關(guān)系的西北少數(shù)民族，即使如康熙、乾隆這樣的“英主”，也照樣安撫乏術(shù)，非動武不可。剩下的，像河政、漕政、鹽政之類，清朝也無多創(chuàng)新，乏善可陳。大概清朝政治最為引人注意的地方，要算“滋生人丁永不加稅”的賦稅改革，顯然，這種當年的善政，由于造成了中國人口空前的大增長，現(xiàn)在也再難說個好字。整個清朝的政治，雖然穩(wěn)定持重，但卻不可諱言地偏于保守。隨便舉個例子，漕運改海是元代就提出并實行過的，但到了清朝議來議去，明知海運好得了不得，但就是不能改，最后被太平天國一鬧，河道斷了，才算改成海運，可是原來河運的機構(gòu)卻遲遲不肯撤銷。

至于知識分子最為在意的思想文化，清朝就更難有可稱道之處，在歷朝歷代中，清人的文網(wǎng)最密，明朝雖然也有文字獄，但大多不過是朱元璋的阿Q心理作怪，自己頭上長癩，總擔心人家含沙射影，文字獄處理的也多是熱衷于拍馬逢迎的鄉(xiāng)間小儒。而清朝的文字獄則不同，雖然也不乏捕風捉影的案例，但對于漢族士大夫因有的夷夏之防，卻一向打得“穩(wěn)、準、狠”，很有點“誅心”的感覺。這樣一來，清代的思想文化難免不受牽累，遠的不比，就是比明代都比不了。乾嘉樸學的學者雖然人多勢眾，但論思想整個加起來，也抵不上王守仁一個，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這三位，雖然號稱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但實際上卻是屬于明朝的，他們對滿清的異族統(tǒng)治至死持反對的態(tài)度。

那么，是不是清朝一點可以稱道的地方都沒有呢？當然不是。清朝也有其他王朝所難以企及的地方，這就是整整十代帝王，如果加上關(guān)外的兩代就是十二代，沒有真正的昏君，幾乎所有的皇帝都比較勤政，至少都怕落個荒殆朝政的惡名，“從此君王不早朝”的事，誰也不敢做，這一點，跟相鄰的明朝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明清之際，皇帝能做到這一點，的確是相當?shù)牟蝗菀住Ｎ覀冎溃鞔郧?，大多?shù)朝代都有宰相，王朝的行政事務(wù)是由宰相主持行政系統(tǒng)來處理的，皇帝雖然握有國家大事的最后決定權(quán)，但他更多的是“國家元首”而非“政府首腦”。然而，明代自朱元璋以后，相位被廢，從此皇帝兼宰相之任，雖然有人幫忙(明代的內(nèi)閣，清代的軍機處都等于是皇帝的幕僚班子)，但一不留神還是被事務(wù)和公文堆給活埋了。吃不得苦的朱家子孫，干脆將批閱奏章的大權(quán)交給了原本只是伺候皇帝筆墨的“秉筆太監(jiān)”，甚至還有像萬歷皇帝一樣，就是不理朝政，將所有的大事包括任免官員全部擱置，天天睡大覺。比起明代那些天天睡懶覺、煉丹、做木匠活和游龍戲鳳封自己為“總兵”的皇帝，顯然那些起早貪黑的愛新覺羅子孫要招人愛得多。

中國雖然不是一個缺乏制度或者制度建構(gòu)能力的國度，但從販夫走卒到將相王孫，大家對于統(tǒng)治者的個人品質(zhì)和能力以及他們的行為還是看得比什么都重。中國所謂的“人治”傳統(tǒng)，不僅僅是制度意義上的，更重要是習俗和人們意識上的。人們制定了制度，卻習慣于眼睜睜地看著制度被強人糟蹋。相對而言，社會宗法制度倒是要比政治制度對人的約束力強一些。歷史上從來就不乏凌駕于政治制度上的人，但想要將宗法禮俗踩在腳下則難到不止上青天。政治制度其軟如棉，人治的傳統(tǒng)的強固似乎可以從三個方面找原因，一是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缺乏嚴格的程序和詳盡的操作規(guī)則，技術(shù)上存在著看似無關(guān)緊要，但實際上非常關(guān)鍵的缺陷，用黃仁宇先生的話來說就是達不到以數(shù)字來管理的程度。同樣的事情，不同素質(zhì)稟賦的人來辦，往往結(jié)果會非常不一樣，好的結(jié)果與壞的結(jié)果往往取決于制度中人的個人努力，人亡政息是政治過程中常見的現(xiàn)象，特別對于君主來說，更是如此，有什么樣的君主就有什么樣的政治。二是政治制度對于君主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制約機制，除了那些傀儡之外，君主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中，都是最終的立法者，幾乎沒有什么君主不能改變的制度。傳統(tǒng)社會中能對君主起制約作用的因素往往不在制度之內(nèi)，比如道統(tǒng)、道德、宗法禮俗等等，反過來政治制度往往還得依靠這些因素來說明自己的合法性。三是幾千年農(nóng)業(yè)社會的生活倫理的影響，生產(chǎn)操作程序個人化，過于推崇熟能生巧，勤能補拙。這樣的文化氛圍，既影響到人們的政治評價，也影響到政治運作的本身。

以農(nóng)民為主體的老百姓對“人治”實際上有著相當恒定的基本期待，他們心目中的明君和清官，一要公正，二要持重，三要勤政。三條沾上其一，往往都會贏得相當不錯的口碑，如果再能加上一點聰明，那么幾乎就是圣明了。清朝的雍正皇帝其實滿打滿算也尋不出多少政績來，又沒有什么才情，但有人只抓了一個“勤”字大做文章，就引得全國的電視機為此鎖住了頻道。如果再在聰明上面加一點武功，手下的人能打上幾個勝仗，那么簡直就意味著雄才大略，千古一人。相反，那些有著創(chuàng)制大動作的皇帝甚至他們的王朝往往都沒有好下場，秦與隋都是二世而亡，留下千古罵名。王安石變法雖然在我們現(xiàn)在的教科書上是一朵花，但當時的老百姓卻將“拗相公”(王安石)罵得狗血淋頭。

說到這里，我們其實應(yīng)該明白為什么偏偏清朝的皇帝招人喜歡了。這樣一小群持重而且肯吃苦的皇帝，的確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國老百姓主要是漢族百姓的心理，經(jīng)過“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劫難的人們，終于發(fā)現(xiàn)雖然不得不丟掉頭頂?shù)拿l(fā)，腦后要留下辮子，但日子卻要比漢家自己的皇帝治下更穩(wěn)定，更少來自官方的騷擾(清代攤丁入畝的賦稅政策進一步減少了征收環(huán)節(jié)與手續(xù)，從而減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可能，而禁止胥吏隨意下鄉(xiāng)的規(guī)矩，即使下而遵行得不好，也多少可以使農(nóng)民少一點滋擾)，很快就進入了“坐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至于借文字獄殺掉幾個知識分子的頭，借修四庫禁掉一批、改亂一批書，毀掉了那些修史以寓褒貶申春秋大義的妄想，自然也打掉了士大夫道統(tǒng)代言人的自負，從此讓他們規(guī)規(guī)矩矩地尋章摘句?！叭f馬齊喑”哀固哀矣，但所有這一切，對于老百姓的吃飯穿衣又有什么關(guān)系呢？即使我們是清末反滿志士的后代，也不得不承認，在歷朝歷代中，清代的賦稅即使不算是最輕的，也是最輕的幾個朝代之一，農(nóng)民受到的官方干擾也最少(至少在清代的大多數(shù)時間里是這樣的)。有清一朝，擁有著歷史上最低眉順眼的士大夫，對于高高在上的滿人皇帝，他們是名副其實的“臣”(滿人則自稱奴才)，但卻是“臣妾”，連做焦大，犯顏死諫的權(quán)利都沒有，在英明的乾隆來看，這種臣子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所謂“逞已之能，彰君之惡”。遍翻清朝檔案，我們很少能看到痛快淋漓、犯顏逆鱗的奏章，四品以下的官員，甚至連上書的權(quán)利都沒有。

清朝畢竟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王朝。中國人進入近代，恰恰趕上了這樣一個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的王朝，趕上了這樣一個過于持重、也過于保守、皇帝卻特別勤快的王朝。這對于那些特別西化和特別中化在乎夷夏大義的知識分子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種非常別扭的境遇。為了對付外部的異族壓迫，先要打倒內(nèi)部的“異族”，而推翻滿清咸與共和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面臨的其實是和前任一樣的困局。清末的革命黨人靠重提“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喚起的民族情緒，顯然后勁不足。晚清時節(jié)，由于歷史上固有的王朝末年的種種弊病，清朝的形象雖已在老百姓中大壞，但他們改朝換代的沖動卻也不大，明末老百姓拼死抗爭不樂意要的辮子，到了這個時候反而哭哭啼啼地不愿意鉸了，甚至連相當多的漢族士人對“異族”皇帝也死活恨不起來。這些人順從革命，到底更多的是出于對革命的向往，還是意識到世界的大勢所趨？還是依歷史上朝代更迭的規(guī)律，認為這個朝代已經(jīng)二百多年，氣數(shù)已盡？真是個說不清的事。那個先是蹲在紫禁城后來又被馮玉祥攆出宮的小皇帝，即使當了十幾年的漢奸(或者滿奸)，人們對他依然是同情大大多于嫌惡，或者說根本就沒有什么嫌惡?？磥?，辛亥革命不僅跟農(nóng)民群眾脫節(jié)，甚至與相當多的士人也脫節(jié)，清王朝雖然可以倒臺，但革命卻難以成功，袁世凱的劫收，實際上是大勢所趨。后來的復(fù)辟反復(fù)辟，打打殺殺，全國通電，其實只是上層的政治斗爭，很難說誰得到了老百姓的擁護。所有的事件，在鄉(xiāng)野、在市井，至多不過是茶館閑人的一點談資而已，能吹皺一池春水，讓魯迅筆下的七斤和七斤嫂慌上那么一小會兒已經(jīng)很不容易了。清朝走了一百多年了，其實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