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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桓公鼓勵生育 解決婚齡男女比例失調

2017-05-11 20:53:49  來源:360常識網(wǎng)   熱度:
導語: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們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公眾的印象中,“計劃生育”就是少生孩子,其實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計劃生育的概念是人類有計劃地調

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們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公眾的印象中,“計劃生育”就是少生孩子,其實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計劃生育的概念是人類有計劃地調節(jié)自身生殖行為的行為,既包括“減產(chǎn)”,也可以“增產(chǎn)”。在中國古代相當長的時間里,實行的是鼓勵國民生育的“計生”政策。不過,關于“少生”、“優(yōu)生”的提法,倒也“由來已久”,早在唐宋時期,就有人提出了“少生”、“優(yōu)生”重視人口質量和整體素質的“計生”理論。唐初的民間通俗詩人王梵志,曾以當時最流行的詩歌形式,用大白話寫出了不少計生“標語”。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币馑际牵瑑鹤硬灰奶?,有一個能做事的就行了。

越王勾踐首推“生三胞胎”可享受“免費奶媽”政策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古代中國實行的是鼓勵國民生育的“計生”政策。戰(zhàn)國初期中國總人口僅1000余萬,到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時,全國人口翻了一倍,達2000萬人左右。當時東周王室衰微,諸侯國爭霸,戰(zhàn)爭連連,死亡巨大,可人口不減反增,就是當時各諸侯國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的結果。

這一時期,“計生”政策實施最堅決的,當是越國。

在吳越之戰(zhàn)中,越國被吳國打敗,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實施強國戰(zhàn)略,其中一條重要的舉措就是鼓勵生育,增加國內人口。勾踐當時實行的獎勵政策非常優(yōu)厚。據(jù)《國語·越語》所記,越國當時對孕婦實行“公費醫(yī)療保險”,女人生產(chǎn)時只要通知政府,醫(yī)生很快便會趕到產(chǎn)婦家里助產(chǎn)。如果生的是男孩子,獎品是兩壺好酒,一條狗;如果生的是女孩,獎品是兩壺好酒,一頭小豬;如果是雙胞胎,政府安排免費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費奶媽,也就是說,由國家來撫養(yǎng)。

在鼓勵生育的同時,越國也強制早婚。規(guī)定:“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從越國計生政策來看,如今流行的年齡懸殊的“姐弟戀”、“黃昏戀”均被嚴格禁止,青壯男子不能娶年齡大的女人,老男人則不準娶年輕女子。不僅如此,對未婚嫁適婚子女的父母,還要治罪。

后來,越國能打敗吳國重新崛起,雖然原因很多,但與此“計生”政策的實行不無關系。類似記載還見于《吳越春秋》,雖然在細節(jié)上有所出入,但記載勾踐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上是一致的。

到了封建時代的鼎盛時期唐朝,則把鼓勵生育當作一項基本國策。唐太宗李世民剛一當皇帝,便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的正月發(fā)布了《令有司勸勉庶人婚聘及時詔》,鼓勵生育,還動員富人贊助娶不起老婆的窮光棍,將計劃生育的好壞、鰥寡人口的多少,作為地方領導干部的政績指標,進行考核。

齊桓公消減后宮人數(shù)解決婚齡男女比例失調

獎勵多生孩子的家庭,這只是古代中國“計生”政策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解決育齡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問題,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強制早婚。

在古代中國早期,一度提倡“晚婚”,西周時期(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便是這樣。當時法定適婚年齡:男子30歲,女子20歲。但在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時期,適婚年齡往往被大大提前。如春秋時的齊國,便推行男20歲、女15歲的“計生”政策,鼓勵國民早婚,有的朝代甚至將女子婚齡提早到13歲。

齊國早婚政策的推出,還有一段故事。據(jù)《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有一次,齊桓公到民間微服暗訪,在一老百姓家里看到,一年已70歲的老頭還是自己做飯,他便問是不是沒有子女。老頭說他有三個兒子,可因為家里貧窮,都沒有娶到老婆。齊桓公回宮后,把這件事對主持齊國政府全面工作的上卿管仲說了,管仲便提出了這一鼓勵早婚的政策。

同時,管仲還提出了解決育齡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一個辦法,是消減齊桓公的后宮人數(shù),不讓“宮中有怨女”。當時王室、諸侯女人數(shù)量“超編”嚴重,以周王后宮來說,是“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在編”女人共計121人;諸侯則是“一娶九女”。但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不論是王室,還是諸侯都多占多用,民間有錢男人也跟著“蓄私”。墨子當時便向外界爆料,稱“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認為這是造成社會適婚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原因之一,呼吁“節(jié)制”。

齊桓公不愧是春秋霸主,讓管仲這么一說,似乎也不好意思了,帶頭響應了管仲的計生政策:將后宮沒有與他發(fā)生過性關系的大批“未嘗御”女子,統(tǒng)統(tǒng)遣散回家、嫁人。

齊桓公此舉,大概也是古代中國計生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解決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問題的特例之一。除了降低婚齡,古代中國有的朝代還提倡“二婚”。如唐代便提倡“男子娶寡婦、寡婦再改嫁”這樣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體面、女子“從一而終”的舊觀念。

漢惠帝劉盈下詔“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罰五倍人頭稅

古代中國對違反計生對象的處罰也很嚴厲。如在漢初劉盈(惠帝)當皇帝時期(公元前195-公元前188年),便有明確的“罰款”方案,據(jù)《漢書·惠帝紀》記載,在公元前189年,劉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p>

這“國策”用今天的話來解讀是這樣:年齡在15至30歲之間的適婚女子如果不出嫁,將被罰款,罰款的金額是“五算”?!八恪笔钱敃r計征人頭稅的一種計量單位,是開國皇帝劉邦在建國后第四年定下的稅收辦法,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國民,都要繳納人頭稅,每人稅款金額是120錢,稱為“一算”。加上五算就是720錢,也就是說,如果適齡不結婚,就是違反“計生”政策,就要繳五倍人頭稅的罰款。對于西漢“五算”的罰款標準,或許有人會認為“不高”,實際上在當時并不算低,以整個西漢的糧食均價每石100錢上下的標準來算,720錢可以買到七八石糧食,至少是一個成年人一年的口糧——僅僅沒有及時結婚,一年的口糧就沒了。

“貼肚臍”“點穴”節(jié)育秘方真假難辨

雖然在古代中國各個朝代計生政策的主調是鼓勵多生,但很多民間學者卻唱反調,建議實行少生、優(yōu)生的“計生”政策。很多時候,民間會主動實行“少生”的“計生”政策,自覺采取節(jié)育、避孕措施,這也是古代中國“計生”的一個特點。

古人曾想出過五花八門的秘方、怪招,達到節(jié)育、絕育、少生的目的。如過去有一種叫“青粉”的秘方,女人服用后便不會懷孕。青粉實際是一種能要人命的絕育藥物,由于嚴重影響身心健康,多為妓院老鴇強制青樓女子服用,民國時東北妓院中仍可見此避孕方法。

永久性的絕育手段,現(xiàn)代有“結扎術”,古代有嗎?有,但很恐怖。男的叫“自宮”,俗稱“去勢”;女的叫“幽閉”,又叫“禁閉”。這都是直接把男女的生殖器官去除,無異于殺人,通常被作為一種刑罰手段來使用,并非常規(guī)的節(jié)育方式。

倒是傳說皇家有不少“不傷身”的節(jié)育手段:漢代后宮有“貼肚臍”偏方,在嬪妃的肚臍上貼上一種藥膏,使之不孕;清代皇宮有“點穴”避孕秘術,皇帝與嬪妃性生活后按摩嬪妃下身某個穴位,使之不孕?;实酆髮m美女如云,實行計劃生育的事實應該存在,但這些偏方秘術是真是假,就難說了。

唐初詩人王梵志倡導“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

與今天一樣,為了讓“計生”政策容易為老百姓接受,古代中國也有各種各樣的計生“標語”和“口號”,當然其主旋律是以鼓勵多生為主。

鼓勵多生的口號有很多條,最深入人心、影響了整個封建時代的至少有兩條。一條是“多子多福,養(yǎng)兒防老”,這是從個人和家庭幸福指數(shù)上進行動員的;再一條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是從道德層面鼓吹的,由儒家權威人士孟軻喊了出來。這兩條口號影響相當深遠,中國人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觀念就是因此形成的。

在古代中國,也有一些學者意識到人口過快增長帶來的嚴重問題,擔心“人滿”之患,于是提出了少生、甚至不生的口號,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唐代的王梵志。

王梵志是唐初民間通俗詩人,生平坎坷,飽經(jīng)憂患,50歲后皈依佛門。他反對“多生”,提出重視人口素質教育的思想,以當時最流行的詩歌形式,用大白話寫出了不少計生“標語”。最有名的一條是其《大皮裝大樹》一詩中的一句“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币馑际?,兒子不要生的太多,有一個能做事的就行了。二三十年前中國最流行的“計生”口號“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最原始出處就在這里。

到了宋代,有學者估算中國人口總數(shù)首次過億。在這種背景下,宋末著名學者、《文獻通考》作者馬端臨正式提出了“少生”、“優(yōu)生”、重視人口質量和整體素質的“計生”理論,與現(xiàn)代的人口和計生政策相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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