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風到來前曾有征兆 元軍將領不懂海文致征日失敗
公元1275年，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使團，由禮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侍郎何文著帶領，要求日本稱臣，以免再度興師入侵日本。
公元1275年4月15日， 元朝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一行抵達日本長門國的室津，他們的計劃是越過太宰府，與日本京都朝廷直接進行交涉，卻被長門守護押送回太宰府。太宰府接到北條時宗的命令，又將使團成員送至鐮倉。
這是忽必烈所派出的使團第一次來到鐮倉，但是迎接他們的不是談判桌，甚至不是以往的拒絕，而是日本武士的斬首極刑。這一次，年輕的北條時宗態(tài)度更為強硬。
公元1275年9月7日，使團主要成員共計五人全部被拉到鐮倉郊外的龍口斬首。
臨刑，杜世忠作此絕命詩篇：
出門妻子贈寒衣，
問吾西行幾日歸？
來時徜佩黃金印，
莫見蘇秦不下機。
杜世忠的悲劇一方面是因為幕府“為他們最近的成功而驕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們”，更多是源自于鐮倉幕府的武家政權特質(zhì)。
日本學者今谷明對此所作的分析可以說是相當客觀的：“被置于長期鎖國狀態(tài)下的為政者的無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國家之間的悲劇 多次殺害元使節(jié)的得宗政權就是其典型。既然殺害了外交使節(jié) 日本方面已經(jīng)違反了規(guī)則，那么文永、弘安的戰(zhàn)爭就不能單純地看作元的單方面侵略了。”
在被北條時宗處死的使者中，有漢人也有高麗人，還有畏吾兒人。
忽必烈不可能忍受這般侮辱。
在當時，蒙古人作為一支古樸的民族，其殺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后的一面，但是他們也更加堅定地認為斬除使者是兩國交往的大忌，是對自己最大的污辱。
早在公元1218年，當花剌子模國王處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隊后，就曾引起成吉思汗的極大憤怒，蒙古帝國第一次西征即因此而爆發(fā)。
忽必烈與他的祖父一樣，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懲罰日本。他一方面多方招募軍隊、籌集物資，另一方面決心與日本周旋到底，繼續(xù)“任性”地派遣使者要求日本迅速朝貢稱臣，他似乎是要驗證日本人到底能把自己輕視到何種程度。
公元1275年2月末，元世祖忽必烈將由南宋降卒組成的“蠻子軍”一千四百人派往高麗，進扎在海州(黃海道海州)、鹽州(同道延安)、白州(同道白川)三地 這三州一直以來都是蒙古軍團的屯田駐地。
9月，大都方面又派人探索到日本的新海路，并命高麗再次修造戰(zhàn)艦。
10月，高麗任命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負責修建戰(zhàn)艦。
11月，高麗王室又向慶尚道征發(fā)羽毛和鐵材。
公元1276年正月，高麗方面突然接到了停止對日戰(zhàn)備的詔書。其原因并不在于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高麗君臣的“哀哀之訴”，而是因為在中國大陸長江以南的宋元戰(zhàn)場上，元軍自公元1273年2月攻陷襄陽后，長驅(qū)而下直取江南，但戰(zhàn)事進展并不順利。江南的江湖人、平民百姓、南宋正規(guī)軍這些民間和官方力量成為元軍阻礙。但戰(zhàn)事畢竟在艱難推進，公元1274年正月，南宋安慶府宣告淪陷，府知事范文虎向元朝投降。公元1275年，建康又陷，元軍兵鋒直指南宋首都臨安。一路打來，南宋軍民堅強的抗戰(zhàn)意志，使忽必烈認為臨安絕不是那么容易就打得下來的。所以忽必烈就先停止對日征伐，以滅亡南宋為要務。
在忽必烈發(fā)動第一次東征日本戰(zhàn)爭的同時，南宋依然是它的軍事推進重心。比如在公元1274年12月，從襄陽出發(fā)的伯顏足足率領戰(zhàn)船一萬艘戰(zhàn)船進入長江，與南宋水軍進行交鋒，而第一次東征日本之時忽必烈只是派遣了九百艘高麗式戰(zhàn)船。
江南戰(zhàn)區(qū)的軍事進展卻比忽必烈預想的要順利。顯然，隨著襄陽、樊城、臨安等重鎮(zhèn)的陷落，南宋朝廷已經(jīng)失去繼續(xù)抵抗的意志。
公元1276年2月5日，與中國北方政權對峙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南宋政權基本落下帷幕 南宋首都臨安城陷落，七歲的宋恭帝和謝太后在驚恐中向元朝投降。
從海路逃離臨安的陳宜中、張世杰等人，又擁立皇太子為帝，改年號為景炎元年，在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qū)繼續(xù)抗元活動，并且他們手中也有一支不可小視的陸海軍力量。
當中國大陸的戰(zhàn)事沒有結束之時，元朝無法調(diào)集充分的人力物力開辟大規(guī)模的第二戰(zhàn)場。而當南宋已經(jīng)基本平定，元朝當然要回過頭來繼續(xù)進行遠征日本的工作。
公元1277年12月，對于忽必烈來說，高麗發(fā)生了一件不愉快的變故，可以認為是第二次東征日本前的一個小插曲。
在那里，有人密告高麗將軍金方慶私藏兵器戰(zhàn)艦，試圖攫取高麗政權，并起兵反元。甚至連高麗國王對忽必烈的忠誠度也被人猜疑。因證據(jù)不足，一時未作處理。
第二年1月，與金方慶同朝為將又同樣被元世祖倚重的高麗大將洪荼丘接手了這個案子。他與金方慶素來不和，雙方矛盾的焦點在于權力的爭奪。他以酷刑逼迫金方慶招供，在冰天雪地里金方慶“肌膚凍如潑墨”，但是金方慶這位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將軍沒有招供。
忽必烈沒有聽從洪荼丘的一面之詞，將金方慶召回元大都，試圖將金、洪二人矛盾作淡化處理，還給予高麗政府更多的自治權。這一年，他賜給高麗國王一枚“駙馬高麗王”金印。
忽必烈未必對金方慶沒有絲毫的懷疑，作為一個在馬背上出身又試圖以“漢法”治國的帝國元首，他很清楚人性是什么東西。臣屬的忠誠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取決于皇帝的實力。
南宋抵抗勢力終于在公元1279年2月被元軍蕩平。崖山一役，南宋丞相陸秀夫背負八歲小皇帝跳海赴死，海上浮尸十萬眾，給南宋王朝徹底畫上了句號。那位幼小的帝王和他的數(shù)萬主動赴死的臣民，認為自己死得其所。
緊接著，忽必烈命江南的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建造軍艦六百艘備征日本。
日本學者中島樂章這樣推測：“在第二次遠征日本所用戰(zhàn)船中，東路軍九百艘戰(zhàn)船全部由高麗建造，而可以得到確認的江南所造戰(zhàn)船，僅有至元十六年(即1279年)的六百艘，其中泉州所造戰(zhàn)船，僅有五十艘。且不論《元史》中沒有記載的造船數(shù)，單從當時最大的海港泉州的造船數(shù)僅有五十艘這一點來看，新建造戰(zhàn)船也不過數(shù)百艘。而第二次遠征日本時，江南戰(zhàn)船總數(shù)竟有三千五百艘，其中大部分極有可能是元軍截獲、接管原南宋水軍的戰(zhàn)船 其中內(nèi)河船舶又居多 由于內(nèi)河戰(zhàn)船吃水較淺，抗暴風雨能力較弱 ”
在下達造船命令之后，元世祖又召見南宋降將范文虎，問其東征方案。
作為一名戰(zhàn)將和降將，范文虎當然想立即立下戰(zhàn)功，但是他又試圖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日本問題。他建議元世祖，在出征之前由他以南宋舊臣的立場再派一次赴日使者，希望能夠說服日本來朝。忽必烈并不反對。
于是范文虎的兩名使者周福和欒忠被派向日本，在6月下旬到達博多灣，為表示善意，他們甚至帶了一名日本在華留學僧一起前來。
事實證明，這次出使行動是典型的狗尾續(xù)貂、自討無趣之舉，鐮倉幕府已經(jīng)殺過一批使者，北條時宗不在乎再殺一批。就連態(tài)度相對和緩的京都朝廷都認為“亡宋舊臣直奉日本帝王之條，誠過分歟！”
周福和欒忠在博多被斬首。
元世祖忽必烈也可能根本對這次出使沒有寄予絲毫希望。
公元1281年正月，忽必烈召集阿剌罕、范文虎、忻都、洪荼丘等將領，親自主持召開東征日本軍事會議。
元朝最終確定設置征日司令部“征收日本行中書省”，并將東征大軍兵分兩路：一路以洪荼丘、忻都、金方慶為首，率蒙古、高麗、漢軍四萬人、舵工水手一萬七千人，分乘戰(zhàn)艦九百艘自高麗合浦出港;一路以阿剌罕、范文虎為首，率江南軍十萬人、戰(zhàn)船三千五百艘，自寧波港出發(fā)，這批江南軍隊還受命攜帶農(nóng)具、稻種，意圖赴日屯田，以為長久之計。
兩軍約定于6月中旬在壹岐匯合，共同進攻博多太宰府。
2月20日，東路軍諸將從大都出發(fā)，臨行前，元世祖忽必烈特地對他們作了以下說明和要求：“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xié)謀，如出一口答之?！痹雷娴母嬲]簡而言之為兩點：一、依照漢法，取人國家，不可濫殺無辜;二、眾將要戮力同心。
日本方面也并非坐以待斃。在第一次蒙古來襲的戰(zhàn)事中，幕府執(zhí)權北條時宗痛感日軍指揮散漫、戰(zhàn)斗力低下，便三令五申整飭軍律，進一步強化“異國警備番役”制度，北條時宗在公元1280年年底的一份幕府法令中警告說：“蒙古異賊等明年四月可襲來云 近年守護御家人 多以不和之間，無同心儀之由 不顧天下大難，甚不忠也，御家人已下軍兵者，隨守護之命，可致防戰(zhàn)之忠 相互以背仰者，永可被處不忠之重科 ”
北條時宗屢次勸諭，他對將軍們的要求與忽必烈如出一轍：希望各方面能夠放棄內(nèi)訌，精誠團結。
按照元軍的既定作戰(zhàn)計劃，東路軍于5月3日從高麗出發(fā)，順風抵日，第一部作戰(zhàn)目標仍然是攻取對馬島和壹岐島。
東路軍在日軍干擾下完成登陸，以大炮首攻，騎兵沖鋒，附以弓弩，日軍敗退，其將領少貳資時戰(zhàn)死。5月21日，元軍占領對馬島、壹岐島。
元軍二度來襲、日軍臨陣敗退的消息很快傳至京都，朝野上下再次陷入慌亂境地，一時間人心惶惶，京都官民瘋狂儲備糧食，以致無米可買。
日本后宇多天皇得到消息后在神宮整整祈禱七天七夜，龜山上皇則派人到伊勢神宮許愿“愿意殉身以代國難”。
幕府執(zhí)權北條時宗得知戰(zhàn)況的時間稍晚，他問計于南宋赴日僧人祖元大師，祖元要求他“血書大經(jīng)”，北條時宗立即刺破手指以血寫經(jīng)祈禱。這種行為對于戰(zhàn)爭的進展表面上看沒有關系，卻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本國民心。這大概就是宗教的厲害之處。
另一方面，面對元軍的繼續(xù)推進，日軍也加緊了防守部署。參加過上一次抗蒙戰(zhàn)爭的藤原經(jīng)資依然任九州地區(qū)戰(zhàn)事總指揮，他動員了約四萬武士守衛(wèi)沿海石壘陣地，甚至連其老父都披甲參戰(zhàn)。此外，四國等地的武士約六萬人也被緊急動員，以作為后續(xù)兵力補充前線。
顯然，元軍二次東征所面對的抵抗要超過第一次。
東路軍在首戰(zhàn)告捷之后，按照早先的部署，應于此地等候南路軍會師。
洪荼丘、忻都等將領，有搶功突進的沖動。并且他們從捉到的日本島民口中得知，日本已于太宰府西部六十里處進行戰(zhàn)備布置。東路軍立即將這一情報向位于高麗合浦的“征收日本行中書省”做了匯報，認為無軍應該乘日軍布置未備之時乘勝進擊。日本行省很可能默認了這一計劃。
東路軍沒有再等待江南軍的到來，而是先繞過對馬和壹岐，于6月6日南下進攻博多灣。
由于鐮倉幕府早在首次遭受蒙古來襲之后，就在博多沿岸構筑了石堤等防御工事，而且有四萬日本武士嚴加守衛(wèi)，元軍很難找到合適的登陸地點，于是轉(zhuǎn)而進軍守備相對薄弱的志賀島。
志賀島地形狹窄，使得元朝大軍團難以發(fā)揮優(yōu)勢，反而使得日本武士單兵作戰(zhàn)習慣的優(yōu)勢得以發(fā)揮。元軍在志賀這個小島沒有取得任何實質(zhì)性進展。
當天夜里，日軍借助夜色對停泊在志賀島沿海的元軍船只發(fā)起襲擾，且偷襲成功，焚船而逃。
元軍自此加強了戒備。
日方的偷襲不但不能奏效，反而導致本國武士死傷慘重，隨即下令停止夜襲。但是像伊豫國御家人河野通有這樣的頑強武士仍舊堅持連續(xù)襲擾元軍。
6月7日黃昏時分，河野通有帶著兩艘小船對元軍船只發(fā)起自殺式突襲。偷襲行動被元艦發(fā)現(xiàn)之后，一時間矢石如雨，河野通有五名部下立時橫尸船頭，其伯父也在隨后的戰(zhàn)斗中負箭身亡，河野通有本人則被石弩擊中。
接下來的幾天里，元日兩軍繼續(xù)發(fā)揮各自己的優(yōu)勢進行對壘。面對大軍壓境，日軍不能將元軍逐出志賀島及其附近海域，但是元軍也未能成功突破日軍防線，登陸該島。雙方陷入了膠著狀態(tài)。
日本《八幡愚童訓》記載：“六日至十三日，晝夜合戰(zhàn)不休”。
元軍從高麗合浦出兵至今，已在船上連續(xù)生活一個多月。盛夏的酷暑和生存環(huán)境的惡劣使得元軍中開始蔓延傳染病，已有兩三千人病死。
在今津方面，企圖登陸的元軍也被駐防當?shù)氐乃_摩、大隅等國的武士所阻止。
這時，同江南軍的匯合期限將至，忻都等將領經(jīng)過商議，決定撤回壹岐島該島是兩路大軍事先約定的會師地點。
雖然元軍進展受阻，但是日軍戰(zhàn)敗的流言卻在日本內(nèi)地流行開來。在京都，甚至傳言“九州已經(jīng)滅亡，不久就會攻打京都”。
東路大軍在壹岐島逗留一段時日之后，眼見與江南軍約定的會合期限已過，該島周圍卻仍然不見一只帆影。
忻都召集眾將，進行了數(shù)輪磋商，尋求對策。
高麗籍大將洪荼丘認為形勢不容樂觀：“向約江南軍與東路軍六月望前會于壹岐。今南軍不及期，我軍先至，大戰(zhàn)者數(shù)矣，船腐糧盡，將其奈何？”
此時，洪荼丘已生退意，只不過沒有明說而已。但其他將領也拿不出好的主意，就連一向敢言的金方慶此時也不發(fā)一言。
十幾天后，金方慶才說出了自己的明確意見：“我等奉旨備三月糧，今尚有一月之糧，不如先待江南軍到，再合而攻之，必可破此島夷”。
金方慶的建議遂成決議。東路軍繼續(xù)固守壹岐島。
江南軍本應在6月中旬前到達平戶島，與東路軍會師，卻遲遲不見蹤影。
原來早在3月，就有日本船只順風漂流至中國大陸，元朝方面令其水工畫日本地圖，并詳細詢問日本沿海地利，得知在太宰府西部附近有個名為平戶的小島，周圍皆水，是一處天然的港口，且防備薄弱。
元朝征東行省得知這個消息后，便臨時更改了作戰(zhàn)計劃，決定把東、南兩軍的會師地點改在平戶島。因為太宰府才是此次東征軍所要攻占的戰(zhàn)略要地，平戶島近水樓臺，元軍可繞過對馬等島嶼，直接實施“越島作戰(zhàn)”。
忽必烈對這個改動方案表示認可。于是江南軍方面便派出了一支六十艘船的先遣隊赴日，意在向東路軍通報作戰(zhàn)方案變更之事。但是江南軍先遣船隊卻因航道生疏，沒有如期到達壹岐島。
另外，事先安排元軍總指揮阿剌罕與江南軍同時出征，但阿剌罕卻因年紀老邁而突然病故，忽必烈不得不臨戰(zhàn)易帥，臨時任命阿塔海為兩路軍總指揮，以履行阿剌罕之職。阿塔海又不能立即達到寧波，于是范文虎在倉促之中于6月18日命令江南軍起錨離港。
江南軍在遭遇多端變故的情形下，于公元1281年6月底到達日本。該軍之一部突破日軍防線，進入壹岐島。7月初，該軍主力十余萬人到達預定陣地平戶島。
7月上旬，固守在壹岐島的東路軍及江南軍之一部開始向平戶方向推進。南北兩軍終于完成匯合，能夠參與作戰(zhàn)的兵力共計十四萬。
平戶島周圍海域布滿了遮天蔽日的元軍旗幟。經(jīng)過幾日的整編，7月下旬，元軍派出小股部隊進行嘗試性登陸，并于27日占領肥前鷹島，將之作為前進基地。
與此同時，日軍方面也開始調(diào)整兵力，多路援軍馳援平戶島、鷹島。
在這一次戰(zhàn)爭中，日軍的戰(zhàn)爭動員和組織能力都有所提高，他們憑借有利地形構筑防御工事，并且奮勇作戰(zhàn)，但是終究不能對元朝聯(lián)合部隊起到有效的阻擊作用。并且江南十萬大軍還沒有實質(zhì)性參與到戰(zhàn)爭中來。眾所周知，登陸戰(zhàn)的關鍵在于搶灘，而非此后的陸戰(zhàn)，一旦十四萬大軍在博多登陸，日軍的抵抗力將被進一步削弱。
7月30日，元軍原計劃于該天啟動全面進攻。但十多萬元朝官兵都看到了這樣奇怪的一幕：海上山影浮波，大魚翻躍;并且能聞到濃濃的硫磺味。諸將領在商議之后撤銷渡海登陸命令。
這是海上風暴來臨的征兆。
面對如此光怪陸離的景象，元軍將士陷入恐懼中，但由于蒙古籍統(tǒng)帥沒有成熟的航海經(jīng)驗，也就沒有采取果斷措施應對，而江南軍中的原水軍士兵經(jīng)歷的水上戰(zhàn)斗大多都是發(fā)生在內(nèi)河即長江一帶，元軍中也有通曉天文海相的將領，其中江南軍將領張禧在擔心之余，果斷率部棄舟登陸進駐平戶島，并且命令所部船只停泊距離要達到五十步之遙。
元軍的悲劇就在這天夜里發(fā)生了。夜半，颶風四起，暴雨狂飆，巨浪如山倒。這場颶風一直持續(xù)到第二天。
部分元軍船只頃刻間傾覆海底，其他船只經(jīng)過颶風顛簸，或者因為泊位過近，在巨浪中相互撞擊，或者因為本身就是內(nèi)河船只，抗風暴能力差，電閃雷鳴之中，數(shù)千船只被巨型風浪撕開。溺死者不計其數(shù)，層層疊疊的尸體被海流帶至港口。
范文虎，這位一直活動在長江流域的南宋降將，并無海上常識，他的船只同樣被風暴撕毀，其本人僥幸抱得船板漂流海中，被部將張禧救起。
颶風過后，諸將緊急召開會議商討對策，范文虎認為應該立即撤退，張禧勸阻說：“現(xiàn)在士卒已溺死大半，存活下來的都是經(jīng)過風浪洗禮的壯士，何不乘其有不戀生死之心，在戰(zhàn)斗中取糧于敵，以求絕地反擊？”
張禧在風暴前的籌備工作中早已顯示出了智謀，如今其置生死于度外敢打絕地反擊戰(zhàn)足見其勇武，不愧為一員優(yōu)秀將領。
元軍固然損失慘重，但是十四萬大軍真正在戰(zhàn)爭中被消耗的，查遍中國、朝鮮、日本三國史料，哪怕只是依賴日本一國史料(沒有貶損日本之意，古往今來，對于戰(zhàn)爭中消滅敵人的數(shù)量，己方往往有夸大戰(zhàn)果之嫌)，不過三千人左右。而在風暴之中遭難者即使占大半，幸存者最保守估計也有四五萬人，這一數(shù)量比日本布置在整個太宰府的兵力還要多。
如果全軍上下能夠統(tǒng)馭有方，置之死地而后生，組織積極防御，即使對方以逸待勞，也絕不至于落得殘軍兩三萬人投降、多數(shù)梟首的悲慘命運。作為軍人，死在戰(zhàn)場上，也遠遠比投降后死在敵人的斷頭臺上要幸運得多。況且，戰(zhàn)爭中充滿變數(shù)，日本敢于以羸弱國力對抗威武大元，元軍絕無道理在兵力并不占劣勢的前提下就放棄戰(zhàn)爭主動權。
范文虎等人徹底喪失了繼續(xù)戰(zhàn)爭的信心。他表示立即罷兵，各部自行突圍，如果歸朝之后元世祖問罪，由他一人負責。
張禧無奈，只好借船給范文虎，面對平戶島上四千余名兵卒無船可乘，范文虎打算棄之不管。張禧不忍，將船上的七十五匹戰(zhàn)馬以及所有輜重拋入海中，帶領平戶島上四千軍士撤退。
高級統(tǒng)帥的放棄，把最后一點生存的可能變成毫無可能，甚至給其他幸存者帶來了滅頂之災。
剩下的元軍殘部雖然議推張百戶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多方努力試圖伐木造舟而還。本來只有百人統(tǒng)領權的張百戶，只能將軍令下達給近旁的士兵，根本無法有效指揮數(shù)萬大軍。
元軍幸存者頓時群龍無首，軍人面臨隨時降臨的死亡威脅，這種情況下，只有兩種可能性的選擇，一種是拼死相搏，戰(zhàn)至流光最后一滴血;一種是放棄抵抗，任人宰割。
很不幸，高級將領的逃亡造成指揮系統(tǒng)完全癱瘓，將他們中的至少一半人置入到后一種境地，而選擇抵抗的一批官兵則在相互砍殺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數(shù)萬殘部沒有一粒糧食，又經(jīng)過一夜颶風顛簸，失去了作戰(zhàn)的氣力，一番抵抗之后，“盡死，余二三萬為其虜去”。
這批戰(zhàn)俘在一周之后被帶到博多，其中的蒙古籍、高麗籍及中國北方各族出身的官兵 即“漢人”悉數(shù)被斬首。
關于滯留下來的江南軍的命運，各國史料可以說眾說紛紜。
公元1281年，是為中國元朝至元十八年，日本弘安四年。所以該次戰(zhàn)爭又被日本稱為“弘安之役”。
喪師辱國的范文虎回去后無法交代，于是撒謊告訴忽必烈：“赴日之后，本欲進攻太宰府，不料暴風突襲，集結殘部組織戰(zhàn)斗之際，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jié)制，倉皇逃逸，臣不得已收拾殘軍回到高麗，爾后就地遣散。”
元世祖對海洋也是陌生的，但他清楚海洋的脾氣與草原和陸地肯定是不同的，在沒有證據(jù)的情況下，只有相信范文虎的謊言。
一年之后，即公元1282年，在日本淪為奴隸的一名江南軍士兵歷經(jīng)劫難逃脫回國，向元世祖忽必烈說出了風暴之后的實情：“諸將各擇堅好船乘之，棄軍士十余萬人于山下”。不久，又有兩名士兵也逃回國內(nèi)，所述與前者相差無幾。
元世祖忽必烈震怒，下令將范文虎等征東諸將治罪，獨赦張禧。
